毛泽东为何评曹操（下）

毛泽东的真正用意之二但是,毛泽东评曹操的用意,并非仅此而止。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对此,也必须结合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来分析。斯大林生前支持过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有过功劳”,(周恩来1956年7月8日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的谈话,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53页)也为发展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过贡献。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也有过损害”。(同上)“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页)“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同上)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有一些旧账,主要是:“斯大林支持王明…     

谈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前提

谈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前提陈立旭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的本质、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它与我党领导集体的关系、它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特点，是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前提。一、邓小平理论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根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十五大报告...     

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几点认识

党的十五大向全党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要求。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体系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根本前提，而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本质、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它与我党领导集体的关系、它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特点，则是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一理论体系的前提。一、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根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体系固然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进行生动创造的结果，但是这种结合和创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抛弃…     

大众文化与电视的消费模式——费斯克的另一种视野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一些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或上层强加的。他把电视作为体现大众消费模式的灵活性、大众主动性、辨识力和创造性的典范媒体来分析。电视的主要接受场所是家庭。而家庭乃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关系与行为方式的真实场所。在这样的场所中，看电视不可能是一种单一的活动，人们总是将看电视这件事整合到其他日常生活行为之中，使它成为广泛社会联系的一部分。看电视是家庭性别政治、年龄政治的一部分。     

大众文化与公众私人话语界限的消融

文化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为推进转型期社会的文化变革与发展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于2003年8月15日至18日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文化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研讨会。大会围绕“文化发展与先进文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创新”、“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市场管理”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这里发表的就是其中一些论文。我们期望这些讨论能有助于引起学术界、理论界对于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关注。     

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结构剖析

本文认为,21世纪存在着四支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和一支可借助的力量.每支力量中存在着不同因素.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渗透、交织、影响,形成了21世纪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总体的力的动态结构.在这个总体结构中的力量呈三种形态存在.呈三种形态存在着的力量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不同,作用也不同.对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起牵引、推动、附助三种作用的力量之间相互影响、制约,形成了一个"合力团".在这个"合力团"中,存在着一个将三种力量连接起来的链条,而这个"合力团"本身又具有四个特点.     

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６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华沙内罗毕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简称《内罗毕建议》）。《内罗毕建议》指出 ,历史地段的保护包括“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等广泛内容 ;并拓展了“保护”（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的内涵 ,即鉴定（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防护（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保存（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修缮（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再生（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维持历史或传统地区及环境 ,并使它们重新获得…     

家族文化与浙江企业组织

在历史上,浙江是一个受宗族文化影响较深的区域。近现代以 来,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社会大变革对浙江的家族制度、家族文 化形成极大的冲击。然而１９７８年以来,家族制度至少在浙江较大 范围内有所恢复。作者指出,一方面,家族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安 排给浙江经济体制尤其是企业制度变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另一 方面,家族文化也对浙江经济体制尤其是企业制度变迁中的经济 绩效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创新公共文化投入方式：国内外的探索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我国公共文化投入方式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投入不合理的问题：一方面是投入结构和比例不合理;另一方面,投资主体单一,缺乏稳定、多元、规范的建设资金来源渠道、投入资金效率低等问题,依然是制约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如何在加大公共文化财政投入的同时,优化投入结构、创新投入方式、提高投入效率,是摆在我国政府文化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项现实而紧迫的课题。在创新投入方式、提高投入效率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地区,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启示。     

从传统“文化事业”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浙江重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浙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浙江是市场经济的先发省份，从而也先于全国多数省份遇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方式的重构问题。从基本脉络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经历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的“文化事业”发展模式，到不加区分地将所有的文化部门推向市场、在市场化的压力下被动地开展“生产自救”，再到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实行分类指导、分类发展的原则，进而实现了从传统“文化事业”到新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