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权力运用中的负效应

权力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和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律明确规定了行政职权只是行政职责范围内的权力,行使行政职权的目的是要对国家和人民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由于政治经济具体体制方面的一些原因,加之行使权力的人的政治素质问题,因而权力运用中往往会产生一些负效应,应引起充分注意。这主要表现为:     

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家陈鹤琴

1923年春,我国第一所幼教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建成,开创了我国幼儿科教事业之先河。1940年又在江西泰和创立了江西省立实验幼儿师范学校。它是我国第一个公立培养幼儿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为这两项儿童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浙江上虞人陈鹤琴教授。     

桂西崛起一座民族教育城

右江上游的百色,长期隐没于边陲桂西的崇山峻岭中。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唤醒了这座沉睡的山城。 60年来,百色人始终对这段历史引为自豪。这种自豪感在近40年间所焕发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使百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百色不但是桂西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还因珠江航道在此     

最先和最后进入1995年的国家

公历一月一日,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元旦节。读者朋友,你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先和最后进入1995年吗?     

网络化巡逻与动态治安监控相结合 义乌市公安局稳步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今年以来，义乌市公安局大范围调研，大动作应对，坚持网格化巡逻和动态治安监控相结合，稳步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努力为实现全年控案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据统计，今年1至5月，该市共发各类刑事案件4848起，其中侵财型案件4607起，     

论股东权力之分配与制衡

公司法作为市场主体的基本规则设计,赋予股东平等地位是其遵循私权主体平等原则的首要之意。股东平等原则之要义有二：其一,依股份多寡,少数服从多数;其二,多数股股东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小股东。两者不可偏废,方足体现股份民主精神。而在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律制度中,贯彻股东平等原则主要是以股东对公司的投资数额作为衡量标准,实行按比例的平等。故而,股东平等原则便简单地异化为股份平等原则,即所谓“一股一表决权”,相应地,公司的议决方式便采取了资本多数决原则。在理论上,股东的意志体现和股东大会的权力基础固无问题,但在立…     

国外生态城建设中的绿色人才开发经验

<正>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人类应把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统一起来,使城市发展、环境保护与人才开发融为一体。本文以三个国外典型生态城为例,分析其发展现状,并总结提炼国外生态城在绿色人才开发方面的经验,作为我国生态城建设的参考。国外生态城建设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具体特点包括:建构保障生态城建设的法律体系;生态城建设以城市有机更新为主,新城建设多选择需要进行生态修复的地区,如垃圾场、荒漠等;突出区域特点,结合自身需     

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功能定位

从行政诉讼法来看,诉讼监督是我国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主要功能.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发展,该功能定位暴露出诸多缺陷,不能适应检察监督实践的需要.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有必要重新界定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功能.检察机关的功能定位,受制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行政诉讼的功能.随着行政诉讼功能从救济法层面向组织法层面的过渡,检察机关不仅应当继续发挥救济法的诉讼监督功能,而且也应当承担起组织法上的法律监督功能,即代表国家通过行政诉讼实现对行政组织及其运作的法律控制.     

超越代码：从赛博空间到物理世界的控制/ 生产机制

传统互联网治理中的代码理论对赛博空间控制和生产机制的解释力有限,观察和讨论真实的权力机制有利于解释互联网在表面上变得自由灵活的同时如何更有利于控制和生产。这一机制由三个要素构成：账户（account）、数据（data）和评分（scoring）。账户处于互联网治理过程的核心,由认证（authentication）和识别（identification）两部分构成;通过账户,赛博空间和现实世界中的主体被联系起来,通过网上的活动稳定地积累数据,依据数据对其场景化行为的评价反过来进一步成为影响其未来活动的重要约束力量。关于发生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围绕控制三要素开展的博弈的讨论将帮助推进赛博空间和主体自主性关系的研究。     

论现代行政的理性本质——基于历时态视角与共时态视角相结合的诠释

行政理性是现代行政的本质属性。从历时态视角来看,行政理性观的流变是现代行政发展的观念先导,引导着现代行政走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建构理性与进化理性相融合、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相协调。从共时态视角来看,行政理性是型构现代行政的文化基因,从行政行为、行政知识、行政关系、行政人格四个维度形塑着现代行政文化,使其具有程序化、科学化、民主化、职业化的特征。明确现代行政的理性本质,有利于辩证地把握后现代行政理论与现代行政之关系,同时也为推进行政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行动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