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3I模式评估情报信息主导警务

本文通过使用“情报信息主导警务”这一术语,提出了对警务工作的评估方式,即3I评估模式。并就如何使用这一简单的3I模式来评估一个警察机构的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能力展开论证。     

后西方世界秩序下的核武器与核威慑

全球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变化时期。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秩序在如下几个方面面临包围:霸权分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重、全球共同面临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以及环境变化等带来的各种威胁。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事件表明,作为世界秩序核心的英语世界,已失去其主导力量。目前的发展格局将朝着多元化的后西方世界秩序发展。在此秩序下,没有超级大国,只有大国,并且这些大国大多比较自我封闭,因此,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争夺全球霸权的现象。文化差异将比意识形态差异更为重要。文章首先将这一秩序的轮廓做一大致勾勒,然后探讨这一秩序对未来几十年核武器与核威慑所要扮演的角色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最为关注的着眼点是,全球格局从全球层面向区域层面的转变以及复杂的核扩散与核威慑态势。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

通过分析安全研究领域中人们普遍采用的几种建构主义安全化研究理论,来解读美国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的过程,可以发现:在诠释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过程这个问题上,以实践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理论或分析性框架比注重话语分析的社会科学理论或分析性框架更加有效。强调将实践上的变化作为成功构建安全的标准,这就将目标指向了如何将科学认识加以社会构建这一理论工作。把安全化当做一种更为普遍的认识构建过程的一个具体案例,这将可能将我们导向一种理论的改良,这种改良的理论所要描述的是一个更为广大的由行为主体和网络构成的整体构架,一个随时间推移产生的新兴现象的知识演变过程,一个文件与言论发挥多重作用的复杂话语体系。此外,要想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家层面上的安全化进程,一个很有价值的做法就是进行比较案例研究,特别是同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进行对比,因为中国在气候政策决策上推行的是一种经济发展框架。中美在气候政策方面的关系缓和推动了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召开,这一事例将为比较案例研究提供一个有趣的框架。     

民进党“九合一”选举败后乱作一团

正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大败之后,民进党内各派围绕权力地位和2020大选布局开始了新一轮恶斗,致使党务、政务乱象频发。一、"倒蔡逼宫"波涛汹涌,蔡英文为保权势和2020连任煞费苦心,但开错药方反增其乱选前集大权于一身的蔡英文成为绿营败选追责的众矢之的,早已对其心怀不满的"独派"势力将之列为"头号战犯",轮番施压其"只做一届";部分代表派系     

优良家风的建设之道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不仅拥有独特而灿烂的传统家风文化资源,也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宝贵的"红色家风"。步入新时代,家风建设依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逐步构建一套相对稳定的、促进家风向善向上的长效机制,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蔡英文当局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流失的祸源

<正>由于蔡英文当局不断推进"台独"活动,不断煽动对大陆敌意,挑动两岸对立,严重破坏了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对此,蔡英文当局扮演无辜"甩锅"卸责,先倒打一耙,声称"不乐见旅游交流受政治因素干扰";再虚情假意,呼吁"透过不设政治前提的沟通化解分歧"。然而,明辨是非的两岸同胞都看得清楚,自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就持续流失,究其根源,正是蔡英文当局为捞取选举私利,蓄意挑衅大陆,伤害同胞感情,才导致了包括赴台个人游在内的诸多"两岸红利"流失。蔡英文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表明,它完全是毁坏     

古巴华裔将军邵黄

在186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旅古华侨做出了重要贡献.古巴人民的评价是:"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叛徒."在当代旅古华侨为古巴社会进步与发展同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且涌现出一批像邵黄这样优秀的代表人物.那么,邵黄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呢?不久前,邵黄将军接受了记者采访,畅谈了他的人生历程.     

满江红·写怀

怒发冲冠①,凭栏处,潇潇雨歇②。拾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③,八千里路云和月④o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满江红·写怀

怒发冲冠①,凭栏处,潇潇雨歇②。拾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③,八千里路云和月④o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消费主义视角下的全球化对青年文化和青年身份的影响

从消费主义视角来探讨全球化对青年文化的影响可以从人权的角度来识别,那些受到全球化影响的主要权利,如文化权利、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教育权等均有其自己的内涵。故各国制定文化政策时既要承认文化多样性,又要保护文化少数群体的利益和权利。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多边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应有各自具体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