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消费:“玩”出来的经济亮点

扩大内需，启动居民消费需求，是１９９９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主旋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方案，但国内消费市场人气不旺的现象仍没有大的改观。体育消费是提高人们生活品味和生活质量的时尚消费，１９９９年在宏观经济处于低位徘徊的背景下，体育消费逆流而上，继续保持活跃态势。于是，有人惊呼有效需求原来还可以“玩”出来。 １９９９年体育消费的火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育用品市场供销两旺。在成都举行的’９９中国体育用品博览会盛况空前，国内外的参展企业达到５００多家，展位数更是创纪录地达到２０…     

吴江市：推进村镇社区和谐发展

近年来,江苏省吴江市紧紧围绕“率先建成具有江南水乡特色和现代化气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发展目标,抢抓镇、村、社区区域调整机遇,把和谐村镇社区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基础工程,高起点部署,高标准建设,全方位推进,加快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走出了一条具有吴江特色的和谐村镇社区建设之路。     

对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思考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独立工矿区也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社会服务机构与企业分离。各级政府要采取措施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国有企业，尤其是独立工矿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怎样分离其所办的社会职能，是跨世纪的改革攻坚中，一个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复杂的难题。从1958年10月开始建矿至今，我们贵州开磷集团公司已走过了艰苦创业、在改革发展中不断成肝壮大的41个春秋艰难历程，发展成为一个磷化工生产的国家大型一档综合性企业。同时，配套修建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学校、医院、影剧院…     

历史趋势是社会规律的表现形式

历史是复杂的,在社会历史领域,由于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的交互作用,不具有自然界那样性质和特点的规律,社会规律的表现形式是有序性与无序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可改变性与不可改变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历史趋势。     

塑造公民期待的政府新形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转变原有的职能,而职能的转换又为政府树立新的形象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国各级政府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契机改变统治型、全能型和衙门型的政府旧形象和旧作风,建立公信型、廉洁型、学习型、高效型和责任型的政府新形象。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也是公民的期待。     

印度支那的新经济秩序

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这三个在这里合称为印度支那的国家近10年来进行了至关重要的经济改革。遗憾的是,这些变化的起因、范围、结果和影响,尽管意义深远,却没有引起非社会主义世界足够的重视,更遑论支持了。中国、东欧和原苏联发生的剧变引起世界的瞩目,越南经济改革的进展却远未受到注意,柬埔寨,而尤其是老挝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就更不用提了。 直到不久前讨论何时取消对越南的封锁这一引起争议的问题时,美国的观察家们还是严重低估甚至是无视整个印度支那发生变化的深度和广度。越南战争结束将近20年,美国的政     

国家赔偿金为何花不出去

7年前开始实施的《国家赔偿法》受到了出人意料的冷遇。国家赔偿金花不出去。当初的一片叫好变成了今天的冷静思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程序违法也可作为提起再审的理由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在认定事实和法律上确有错误的,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在第二百零四条也列举了人民法院由申诉权人的申诉而应当重审的四种情形:(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那么,诉讼程序违法能否视为提起再审的诉讼理由?笔者认为,为了严格执行程序法、切实维护审判的权威性,…     

浅析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对江苏经济的影响

1994年是贯彻落实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战略的关键性一年.国家将陆续实施财税、金融和投资、外贸和外汇、现代企业制度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这些改革,特别是金融和投资体制的重大变革,对我省来说,既是一次极其宝贵的机遇,又是一次更为严峻的挑战.我们应当认清形势,及早制定对策,把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     

汇率政策和市场支配力——新加坡的综合平衡分析

一、引言 新加坡元(下称新元)自1980年以来对所有其它主要通货都升了值。这是旨在使国内价格免受输入性通胀影响的一项深思熟虑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在1985年衰退之前,反通胀政策的负担依托在全国工资委员会规定的工资限制上。可是,由于劳力紧缺的市场形势以及国民经济中劳力较密集的服务部门比重不断增大,这一政策变得无法持续下来。尽管新加坡政府承认实际工资成本与国际竞争力之间有偶然的联系,随着经济的日趋成熟,它还是接受以其有限的影响货币工资的能力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正是根据这一背景,汇率成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国内价格稳定则是其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