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毒品犯罪立法的演进及借鉴

应对毒品犯罪新型化、现代化、隐蔽化的新形势,需要加强国家与地区间的合作。了解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毒品立法特点,对于完善本国或者地区的毒品犯罪规定,有效合作惩治毒品犯罪活动非常必要。通过梳理香港和内地关于毒品犯罪的立法演进,我们发现香港采取颁布特别刑法的模式规定毒品犯罪,内地目前对毒品犯罪的规定依循的则是相对单一的刑法典模式。面对当前毒品犯罪的新形势,内地需要借鉴香港毒品犯罪的特别刑法模式,采用刑法典与特别刑法并存的模式。香港地区特有的毒品犯罪类型规定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浅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近年来,世界刑事司法出现了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趋势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并借鉴外国刑事和解的相关经验,在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对于保障被害人与加害人的权益,提高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构建和谐社会等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故此,应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诉讼阶段、案件范围、启动程序、运作方式和结案方式,还需适当扩大刑事诉讼法中的酌定不起诉的范围,进一步落实量刑建议权,立法规定对加害人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     

碎尸案侦查研究

碎尸案侦查研究黄石碎尸案属于危害大、社会影响大、破案难度高的恶性案件。它既带有杀人案的一般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特征。主要是：（一）一开始都表现为隐案，一般要经过几天、几十天甚至几月、几年后才发现，有时已成为一堆白骨，难于辨认，难于查对。（二）尸块散落各...     

"严打"政策之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严打”政策是针对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所采取的治乱之策,体现了决策者追求秩序的指导思想,其成效也与当时的环境相契合。“严打”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必须遵循刑事政策产生,发展的规律,坚持法治理念,遵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须有配套的资源保障,实行有效的组织和监控。     

采矿权法律制度之改进——以《物权法》为视角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物权法》确定了采矿权的权利属性为民事权利、准用益物权，并且确定了物权法定原则。这对于保障采矿权权利人合法权益，促进矿藏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现行的采矿权法律制度还存在着与《物权法》确定的立法精神不相统一甚至相悖的地方，需要及时地进行相应修正，以实现采矿权法律制度的内在和谐统一，从而更好地保障采矿权权利人合法权益，促进矿藏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患者有权要求查看住院费用清单吗？

2005年10月．刘大爷因患肺病住进市某医院。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他的肺病基本治愈．决定出院回家休养。2005年12月24日．刘大爷在办理出院手续的过程中，发现住院费用高达17600元．感到十分纳闷。因为与他病情相似、治疗时间以及用药大体相同的其他病人的费用一般都在11000元左右。医院给刘大爷出示的住院费用清单上仅仅粗略地记载了药费、治疗费、床位费等几大项目的费用．却没有各个项目的具体费用。刘大爷当即要求查看详细的医疗费用清单。医院财务科有关人员对刘大爷说：医院规定不准查账．医院的收费不会有什么问题。刘大爷在找医院有关人员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到市消费者协会寻求解决。     

社会变迁中的犯罪治理问题需要跨学科研究——“社会变迁与犯罪治理现代化”高端论坛综述

<正>2018年11月17日,"社会变迁与犯罪治理现代化"高端论坛在湖北警官学院召开,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全国20余所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5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犯罪治理模式与扫黑除恶""社会治理创新与枫桥经验""犯罪学研究新发展""警察武力使用新思考"等现实主     

政治是民意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定义的一种新表述

尽管对什么是政治有着多样的表述,如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中,经典的表述是“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揭示了政治的本质属性。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认识政治的定义,在现实的基点上解读“政治”的复杂性,尤其是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我们对政治内涵的认识应体现出“民主”的特质,更多地从“民主”角度来审视政治,把关注民意,切实了解民众的呼声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     

浅谈邓小平用人思想在公安队伍管理中的运用

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公安队伍,探索新形势下公安管理工作中的用人机制的新思路,十分重要。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同志的用人思想,在公安队伍管理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公安工作的用人机制主要体现在:确立标准,选警唯贤;知警善任,适才适所;用养并重,科教强警。     

警察为什么不被信任:新时期警察群体风险解读

现阶段我国警察执法环境恶化,需要我们理清警察群体遭遇风险背后的内在根源和现实背景。在现行的法律架构中,警察职能活动中存在着难以控制的风险;而现实的社会生态,更是提升了警察群体遭遇的风险程度。要化解这种困境,既需要合理配置警察权,又要理性运用警察权,既要保障警察权益,又要提高警察权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