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落籍滇东北地区的汉族士兵

文章针对滇东北(今云南昭通、曲靖地区及昆明东川区、寻甸县)不同地区的特点,分析了已有大量汉族定居的曲靖府和刚刚改土归流、所属人民皆为少数民族的昭通、东川府的绿营驻防以及外籍汉族士兵定居的情况。     

民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云南傣族边区民族关系研究

民国政府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采取了多种措施强化其对云南边区的控制,以加强边区少数民族对政府的认同.在云南边区中占地最广、人口最多的傣族边区(主要包括了思普边区和腾龙边区)由于其对外开放程度、原有民族结构以及政府政策实施的不同,傣族对国家政权深入的反应也表现出了相对和谐以及冲突不断并且傣族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的不同.     

构建中国西南民族史学的金字塔——写在《尤中文集》出版之际

<尤中文集>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尤中先生总结其近60年来研究成果的辑录.文集突出体现了尤先生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中国西南民族史方面)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对启发后学和推动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刀安仁冤案看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观及傣族土司的认同

刀安仁是傣族民主革命先驱,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其革命性,这导致对刀安仁冤案研究的一些误解与困难。如果从民族性角度来研究刀安仁参加革命的动机、表现,以及冤案发生的原因,则可发现,傣族土司思想中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的双重存在。这两种认同的共存,是国家转型过程中,联邦制和统一中央集权两种民族国家观的理解与冲突,是对少数民族自身认同的包容与排斥,反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 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突破和发展,保持生机和活力的灵魂。在新的形势下,电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不断创新,因时制宜,从创新中获得工作实效，这样才能为企业的发展创造和谐、文明、协调的环境。     

古代南方对外通道研究笔谈

国际大通道建设是云南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重要战略工程。经济的全球化和西部大开发决定了云南国际大通道的建设不再单纯是对外交通通道的修建 ,更重要的是要将这条通道真正建设成为云南与世界全方位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这就迫切要求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这条通道做出准确而又科学的定位和阐释。为此 ,我们约请有关学者撰文并搜集了已故任乃强先生《蜀布之路———中西陆上古商道》一文 ,汇为一组。这组文章 ,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大通道的定名。但这决不是意在概念之争 ,而是希望以此更加深入地发掘大通道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 ,为云南国际大通道的建设提供更为完整和系统的历史依据。     

清代中央政府与西南民族上层的政治博弈

和明代相比,清代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巩固和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但随着清政府统治的深入,与地方民族上层产生矛盾冲突,双方的政治博弈一直不断,中央政府为维护边疆的稳定和加强对西南各民族的治理,不断进行军事镇压与和平招抚,有效地解决了许多民族矛盾冲突,使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     

云南百濮考——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民族源流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云南古代三大民族系统包括氐羌、百越和百濮.但对有关史籍和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云南孟高棉语族民族的先民世居于云南西南部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苞满"和"闽濮",此"濮"非江汉之南的"百濮",后以"苞满"和"闽濮"为主发展成为了今天我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三个民族.而云南古代被称为"百濮"系统的民族实则是西周末年江汉之濮为楚所逼不断南迁的濮人,其后大部分与百越系统民族融合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     

借鉴、继承与发展: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南北传统与西南民族史研究再思考

中国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北重南轻”“北多南少”的特点。这固然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多寡有关，但民族史研究的知识生产也与对多民族语言文献挖掘的广度与深度、相关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使用及不同学术思想的激荡紧密相关。比较、总结和借鉴南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传统和研究路径，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一些可能性。既要批判性地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扩大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又要加强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培养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学者并加强多语种文献材料的利用，这是西南民族史突破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