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鉴定救助制度的实证研究

我国司法鉴定救助制度运作虽时日不久,但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和一些鉴定机构、法律援助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规模性的鉴定救助兴起于2006年,并主要发生于民诉领域;同时,司法鉴定救助的对象大多是因交通事故、工伤等引发伤残鉴定的农民或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毋庸置疑,鉴定机构与法律援助部门在推动我国司法鉴定救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鉴定救助的现状是与当前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背景、法律援助的多年经验,以及其它特殊条件共同促动的,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其探索启示了进一步的发展之路。     

国人对民决团在英美法庭中的功能的误解

民决团仅仅负责事实审,决定事实问题;法官则负责法律审,决定法律问题。这个认识的错误在于：普通法中没有“事实审”、“法律审”的术语,这是国人杜撰出来的。普通法事实发展出来法律,法律是事实的积累。民决团事实上既决定法律又决定事实。它在美国,具有最高权力,大于总统、国会和最高法庭。另外民决团在美国7个州还决定量刑,在有死刑的州,还决定死刑。事实与法律的区分和混合,有助于法官将复杂问题交给民决团决定并在上诉中捍卫民决团的最高权力;也有助于法官对法律问题下命令、进行违宪性审查。总之,理解民决团的最高权力,是理解普通法的关键。     

从共同侵权的“共同性”看《侵权责任法》对连带责任适用范围的限缩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共同侵权连带责任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侵权责任法》对司法实务中扩大连带责任适用范围的倾向持谨慎限缩的态度。共同侵权连带责任适用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的扩大和《侵权责任法》所持的谨慎限缩的态度,主要是源于对共同侵权“共同性”理解的差异,由此导致了审判实践的通行做法与现行立法规定的不一致,如何实现此类冲突的科学协调已成为《侵权责任法》施行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法院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情况为对象

通过实证调研,其结果显示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仍然较高,并且当事人呈现出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的特点。人民法院在涉家庭暴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既有家庭暴力认定、举证责任分配、人身安全保护裁定送达、调解方法上的有益经验,也面临着防治家庭暴力立法及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不完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局限性、取证难等一些困境。建议我国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在加强防治家庭暴力宣传的同时,明确规范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与责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     

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综述

<正>2012年6月16日至17日,"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在山城重庆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与西南政法大学共同主办,由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和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联合承办。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代表有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领导、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人民法院的法官、公证机关的     

新《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对诉讼效率价值的坚持与完善

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法》应始终追求的重要价值,诉讼效率应当包括"效益"和"速率"两层含义。其中的效益是指通过诉讼程序办理的案件质量较高、结果合理,强调效益有利于司法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而速率是指遵循诉讼程序使得刑事案件处理较快、过程迅速,强调速率有利于对司法资源的合理调配和充分利用。但效益和速率并不能完全地同步实现,任何诉讼程序都可能向其中一者倾斜而忽略另一者,尤其是忽略对效益的追求。同样地,新《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也应当尽力保持这两者间的平衡,通过一定制度设定弥补因速率带来的效益损失。     

学习型政党建设的组织行为维度阐析

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使学习能够深入持久地坚持下去,就需要用制度和机制来约束和督促,充分发挥制度和机制的保障作用。因此,不断探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健全学习型党组织的制度,是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保障。     

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园区土地开发的企业化模式设计——以贵阳金石产业园为例

企业化经营是未来产业园区的发展趋势,园区土地的开发主体也逐渐由政府转为企业。在回顾现有国内现有产业园区土地开发模式研究的基础上,以贵州省贵阳市金石产业园为个案探讨,从而为西部产业园区土地开发模式的选择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也为实现失地农民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论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与发展的价值取向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念和生存智慧。民族传统体育除了体育属性之外,还具备重要的文化属性。一直以来,由于价值取向上的偏差,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发展存在重竞技性轻大众性、重体育性轻文化性、重传统性轻现代性的问题。通过分析,提出民族传统体育"传统属性遗产化"、"体育属性大众化"和"文化属性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基层维稳视阈下破解非正常上访难题的路径探析

非正常上访与基层维稳的内在勾连关系表现为:非正常上访意味着基层维稳过程中民众与基层政府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以及基层维稳运行过程中民众对基层政治主体、治理规范和程序的不认同。当前非正常上访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呈现出非正常上访的主体向体制内延伸及非正常上访的方式暴戾化的动向。要有效破解非正常上访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司法公信力,防止法律纠纷溢出司法渠道;二是完善信访问责制度,防止民众将非正常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博弈手段;三是完善人大代表的民意沟通功能,防止民众将所有的诉求向基层政府倾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