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聆询制度的价值、原则、缺失与完善

目前,劳动教养聆询制度已经在全国推行。劳动教养聆询属于广义上的听证程序,又是一种"准司法审判程序"。其价值主要体现为平衡、平等、公正、效率和廉政,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劳动教养聆询制度遵循公开、公正、职能分离和事先告知等原则,其在实践方面尚存在原则要求、根本目的、价值宣传和程序作用等缺失。为此,全社会应加大聆询宣传力度,增强民警人权意识,保证聆询公正透明,并建立聆询效力制度。     

论我国住房保障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房改已历经近30年来，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我国住房保障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就其必要性而言，住房保障是由本身的属性决定的；住宅权是人类基本人权，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住房保障立法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完善；同时也是我国房改以来政策法律化的必然要求。就其可行性而言，我国住房保障立法已具备了基本的理论依据、政策支持和现实基础。     

交往理性: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范式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有力地批判了近、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精英民主论,”为当代“大众参与民主论”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话语和方法论基础。以交往理性建构的程序主义商谈民主观,其核心在于强调只有公民的有效参与,才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这种政治哲学思维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借鉴意义。     

浅论公安高校学生的“个性化”培养

发展个性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是公安高校人才培养观念的进步。正确理解“个性化”培养的内涵、明确“个性化”培养的重要性、落实“个性化”培养的措施是新形势下公安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步骤。     

大学的文化和大学的精神

建设一所大学有诸多的因素,能否拥有一批大师级的学者、教授和拥有良好的学校人文环境应该是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学校在发展历史中得以传承的主要是学校的传统和文化精神。     

英国、加拿大、欧盟的情报主导警务实践

为了减少犯罪,增加公众安全,英国肯特郡警察局于1993年开始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的探索,具体做法是在警务决策程序的关键环节设计了一项情报职能,并要求各个警区普遍建立情报机构,调整专业人员,提高情报分析能力。该模式的推广应用,带来了犯罪率的明显下降和警务资源的节约,而且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警察部门积极、理性应对犯罪的能力。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情报运用已有很长的历史。早期的情报工作只与战术行动有关。20世纪90年代,他们在指挥中心建立犯罪情报理事会,从事战略情报的分析与运用,开发创新情报分析项目,并采取一些提高情报分析员地位的措施。在情报主导警务存在的七年里,犯罪情报计划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带来了巨大变化和重要回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欧盟联合体内各国之间屏障的被撤除,使得犯罪分子在国家间随意流动,由此重视情报主导警务,促进执法信息的合作开发和共享,成为欧盟执法机构的重要任务。     

中世纪西欧城市文学的女性观透视

出现于13～15世纪西欧的城市文学,在对待女性的态度方面受到了教会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双重影响,具有明显的对立调和性,即对女性的否定与赞美并存,以对立为主流,以否定为结果。这种对立往往与性爱和婚姻联系在一起,向往爱情、排斥婚姻和渴望性爱是其纵向的发展轨迹。城市文学中这种对立调和的女性观,为我们了解当时女性的社会形象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     

和谐世界:中国崛起之后的国际战略理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崛起之后存有诸多疑虑和猜测,认为中国崛起之后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中国必须提出一个“崛起之后”的国际大战略。构建“和谐世界”就是一个关于中国崛起之后的国际战略理念和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个大理念的提出给中国的发展指明了一个奋斗的目标和行动的原则,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个乐观的前景,说明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树立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大国形象。     

论中共三代领导人在知识分子社会作用问题上的理论贡献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党三代领导人对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作用问题作了许多深入的理论探讨,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为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提供了最直接、最有价值的理论指南.     

公共政策创新的理论逻辑——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为研究对象

公共政策变迁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正式制度变迁模式,是围绕集体行动而开展的自发的或通过人为安排的秩序演进过程.公共政策创新是公共政策变迁的必然阶段,是人类走向政治文明、社会和谐的有效制度安排.作为一项政策工具,人事档案制度一直以来强化着中国的身份管理和单位管理,对于中国的人事管理和国家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人事档案制度突出的应该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功能,而不是身份限制和单位控制的功能.因此,人事档案制度的变革不可避免.在可预见的诱致性政策创新当中,交易费用理论、公共服务理论、普遍信任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将为制度变革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