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医疗保障体系

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以其投入低、效率高为世人所称道。文章介绍了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的筹资和医疗服务供给系统,并对其进行公平和效率评估,认为新加坡医疗体制的成功实际上并不能归功于医疗个人账户制度,而是源于其内设的对低收入者就医的补贴制度和个人自付费用对医疗服务消费的控制。     

物权变动区分原则的历程、理解与适用

本文简单梳理了物权变动区分原则160多年来的历史沿苹以及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归纳了我国理论界、司法实务界以及立法对物权变动区分原则的反映,结合物权法条文分析了物权变动区分原则在物权法中的体现,总结归纳了我国物权法就物权变动区分原则采取的立法模式.阐述了对物权变动区分原则的理解和适用,并就引起不动产物权变动的非常态法律事实进行了概述.     

既判力与民事再审制度初探

从民事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既判力的确立有其积极的作用,而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制度的适用导致既判力效力的不确定性。研究二者的关系,对我国的审级制度加以改造,对推进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完善,维护司法公正有着积极的意义。     

长吉图先导区:探索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新模式

国务院批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既是我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和进一步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举措,同时也是我国创新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模式的新探索。从开发模式方面看,此举是将以往以边境城市为核心的据点式开发转变为沿边地区与内陆腹地的联动式开发的新探索;从开发内容方面看,此举是将以往以发展口岸经济为主转变为以产业综合开发和优化空间布局为主的新探索;从区域合作方面看,此举是将以往重点参与和推动国际合作转变为统筹国内与国际合作的新探索;从国际协调机制方面看,此举是将以往以地方合作为主转变为构建多层次合作平台的新探索。     

非法拘禁罪若干问题研究

成立非法拘禁罪,不要求被害人认识到自己被剥夺自由的状态.非法拘禁罪是一种典型的继续犯,其行为应在一定时间内处于持续状态.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必要时可以按照非法拘禁罪论处.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界限的关键区别在于主观目的的不同.     

血液样品中乙醇稳定性的实验研究

目的考察在不同存放条件下含乙醇的血液样品中乙醇浓度的变化情况。方法采用顶空-气相色谱法,以异丙醇为内标,对存放条件不同的血液样品中乙醇进行检测。结果冷冻(-10℃)条件存放1至30天,血液样品中乙醇含量无显著变化;冷藏(4℃)条件存放1至30天,血液样品中乙醇含量变化不显著;室温(28℃~33℃)条件存放1至30天,血液样品中乙醇含量显著改变。结论含有乙醇的血液样品,在冷冻、冷藏条件下可较稳定的存放30天;在室温条件下存放30天血液样品中乙醇浓度发生显著变化,不可在此条件下存放。     

历史维度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

在历史中揭示,程序法和实体法共同脱胎于诉讼法,此时的诉讼法是诉未分解时的诉讼法,而现今之诉讼法虽名为诉讼法,实则程序法而已;对民事诉讼中的几组概念的混用进行澄清;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合理关系是自足与互助的,并质疑时下流行的“层次论”观点。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意蕴深邃,它将法律看作动态、开放、互动的行动系统。交往行动的学理资源是语用学;存在方式是商谈;生长土壤是理想话语情境。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提倡各方当事人以及其他社会民众在有关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采取真诚互动、沟通协商的方式,从而达成理解与共识。商议式司法具有对话性、程序性、伦理性,其价值在于增强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克服机械司法的缺陷;促进司法民主;遏制司法腐败。     

清代亚洲非对称关系的层次与多样性

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处理”这种非对称关系——强者试图进行主导,而弱者会进行挑战——但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稳定的。这些关系是通过互动来维持的。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国的人口与生产力规模为其典型的非对称对外关系创造了条件,并且中国的中心区域和各地区之间也同样体现出非对称的特点。有清一代,亚洲各国曾彻底臣服于这种非对称关系。在非对称关系中存在三种标准,即对抗的双方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清朝传统非对称关系的根基最后被摧毁,很大的原因是来自其内部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在当今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peaceful leap forward）则引发了关于中国传统治理与外交方式新地位的问题。     

从富士康跳楼案看生产关系中的劳资矛盾及其法律问题

2010年以来,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深圳富士康公司接连发生青年员工跳楼事件,造成10死2伤的严重后果。这不仅是富士康的悲剧,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代工企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缺乏健康的企业文化;政府监管迟到,执法不到位;企业党组织、工会"全方位"缺席等问题。但其本质却是劳资矛盾紧张、收入分配关系恶化的集中反映。我们需要通过完善企业管理,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监管;改进企业管理,培养健康的企业文化;畅通劳工利益诉求途径,完善劳动立法等途径,构建起和谐的劳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