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基本职能

数字图书馆作为一种信息环境,其基本属性仍是收藏属性,基本职能仍是文献收藏。在大数据环境下,尤其需要重视对数字信息资源的整理与收藏,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数字资源呈缴制度的建立与法律保障,数字图书馆联盟的组织,国家图书馆的核心领导,信息生产商、出版商、网络用户、技术商的合作,图书馆、档案馆、个人用户的协调,以发挥数字图书馆在大数据环境下保存和传承人类文化的基本职能。     

从个案出发看物业管理公司酌安全保障义务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事业的蓬勃发展，小区物业公司随之普遍，越来越多的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纠纷诉至法院，解决此类案件的关键就是确定物业管理公司是否负有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其承担这种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以2012年初诉至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的一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引。展开对物管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关问题的探讨。     

采用DNA条形码技术鉴定常见杨树种属初探

目的应用DNA条形码技术鉴定杨树种属,为建立现场植物物证种属鉴定方法提供参考信息。方法收集15种常见杨树叶样本,利用DNA条形码技术对ITS2、mat K和rbc L 3条序列进行测序和物种鉴定效率分析,使用MEGA 5软件进行K2P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结果除mat K外,其余两条候选片段的PCR扩增及测序效率均为100%;鉴定效率ITS2为53%、mat K为50%、rbc L3为17.9%;以序列组合ITS2+mat K对15种常见杨树在物种水平的鉴定效率为100%。15种杨树ITS2序列中巨霸杨与山杨种间K2P遗传距离最大,为0.047 9;mat K序列中河北杨、小黑杨、新疆杨与银白杨的种间K2P遗传距离最大,均为0.009 0;结论 ITS2+mat K序列组合可以鉴定15种不同种杨树种类,并有望作为杨树品种鉴定的潜在条形码组合。     

滞泥失经意穿凿侮圣言——朱熹经典解释弊病论研究

朱熹对古今学人解经方法的弊病多有指陈和论析，拘滞泥著、穿凿附丽是其论议较多的两种弊病。在朱熹看来，这两者各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前者常见的有：执著己见，牵于旧说；滞于一端，一概排定；胶执字训，以词害意；泥其小处，失其大本。后者常见的有：妄作比附，率意牵合；强通硬说，横生曲解。朱熹认为，这两种弊病各有其生成的原因，并对经典解释活动造成不同的负面影响，有必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革除。     

美日同盟:面向21世纪的全面调整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日对双边同盟进行了新一轮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和演变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并对日本的安全政策走向、东亚地区安全环境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确立并践行新理念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形式主义是个老大难问题,治理起来相当困难。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尤其是在初期和一些地方,形式主义问题不仅存在还比较严重。在防控疫情这一“准战时”状态下,形式主义问题危害性更大。形式主义问题的根源是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的形成有体制和思想两个层面的原因。从这两个层面施治,都属于治本之策,其中思想或理念层面的引领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并形成了三大新理念,即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民意导向。与新理念相对立的旧理念正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思想根源。新理念不只是理念,还是一套行动指南。只要确立并践行新理念,就能有效抑制形式主义问题的滋生,从而起到重要的治本作用。     

古希腊正义思想及其当代回应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最早的正义思想产生于古希腊神话中,而从哲学的高度讨论正义问题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柏拉图将正义与德性、社会分工紧密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除了认真给正义下定义以外,还提出了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古希腊正义思想对当代正义观有深刻的影响:麦金太尔的“正义是美德”的思想受柏拉图、亚氏影响甚深,而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诺齐克的“作为权利的正义”之争正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的当代回应。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述要--兼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创新体系的意义

本文详细阐述国家创新体系的含义,对不同国家创新体系和政策进行了比较,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意义。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犯罪可以界定为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有重点的发案领域,并且同国家公务员利用行政审批权、执法权和司法权索取、收受贿赂紧密相关.检察机关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主要承担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加强诉讼监督以及结合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协助有关行业或者系统、领域建立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完善立法以及法律政策界限的厘清,将是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有效途径和保障.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兴衰的原因和改革设想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自确立后,经历了曲折的历程。除了在个别时期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民主高涨,使陪审制度得到较好实施以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极左"路线、政治和司法集权以及制度设计上的原因,陪审制度或者被弃之不用,或者其实施仅流于形式。2005年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仍存在很多问题,原因在于该制度对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不准,仍把陪审员定位于法官的参谋和助手,没有将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于对职业法官的监督制约,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将保护民众的权利作为立法目的。在民众权利日益受到公权力和个别职业法官侵犯和威胁的今天,陪审制度应把保护民众的权利作为其立法目的,以民主和权力制约作为制度设计的理念,这符合时代要求和民众的愿望,这样才能使该制度免于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