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心理测试前的访谈

测试前访谈技术是心理测试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犯罪心理测试前访谈是为了让受测者从心理上对即将开始的测试做好准备。如果不进行访谈,或者访谈进行得不好,就很难达到测试的目的。     

试论构建中国式的认罪协商制度

认罪协商制度是在犯罪激增、司法资源紧缺而又要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等各种因素下作用、平衡的产物。为解决积案问题并保障必要的公正,设立认罪协商制度需要完善的程序设计。这包括认罪协商程序的适用范围、起止的期限、提起的主题、协商的具体内容、协商后诉讼权利的丧失、被害人的同意、指定辩护人问题、法官角色、协议的撤销等。     

值得深思的刑法“宽”“严”倒错问题——以常见多发型家庭暴力犯罪为例

在刑罚轻缓化背景下研讨宽严相济政策,不应忽视现行刑法中“宽”“严”倒错现象的存在。就常见多发型家庭暴力犯罪而言,突出地表现在,一方面,是刑法对虐待罪、伤害罪的弱软失度,另一方面,是刑法对“以暴抗暴”型杀人行为的过份苛酷。因此,有必要从相关刑法规定上予以完善。     

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之比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几乎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了各自的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历程。无论从发展经济学还是世界经济学的角度,都可以从这两个典型的大国模型的比较研究中,在发展战略理论和经济政策实践这两方面获得有益的启示。近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印度经济发展能否超过中国有不少讨论,本文根据中、印两国1980—2000年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制度安排的变化,来比较两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的异同和得失,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印度经济发展能否超过中国的问题。     

政治文明建设与我国立法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立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程序及其法制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表现在立法方面,就是立法质量得到逐步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着公众立法参与度的逐步提高,见证了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的逐步发展。入世则赋予了民主立法更丰富的内涵,公众参与立法无论作为民主理念抑或民主制度都值得我们加以更多关注。     

运用科学现代化管理手段 促进公证事业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信息化建设正在全方位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新的发展形势为公证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公证法》在2006年3月1日实施后,将为公证事业发展开创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何加快公证事业发展步伐,实现计算机技术管理应用,提高办     

专修学院学生思想动态及其分析

专修学院学生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认识问题的程度差异较大。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找出学生思想变化的因素,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以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成效。     

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

在二战以来的国际人权政治发展中 ,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已形成了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一方面 ,人权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借助联合国来扩大自身的影响 ,并对主权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 ,联合国为拓展人权事务在资源、信息和机构运作等方面也积极地倚重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支持。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这种紧密合作 ,导致了人权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人权事务和人权机构的渗透、联合国人权机构人事上的交叉任职以及复杂的国际多边人权干预 ,从而形成了包含人权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与联合国在内的复杂三角政治关系     

我国县乡财政风险的特殊成因分析

近年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我国的整体财政风险由各级政府财政风险综合构成,而县乡财政实际上已是我国财政层级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构成县乡财政特有的风险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等方面。     

Municipal leadership and interest‐oriented mass participation: The process of housing reform plan in Shanghai 2

In the light of China's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from revolutionary to technocratic—in the reform er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new leadership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making of the Shanghai housing reform plan in 1991. After delineating housing problems and previous reforms in the mega‐c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the making of China's most comprehensive housing reform hereto, which inevitably invited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mong social group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ordinary urban residents who were in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s and the cadres who by and large benefited from old housing policies under China's planning system.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the ways of making the housing reform plan indicate that the current leadership is more responsive to ordinary peopl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han the Maoist leadership, even though both have much in common as the former inherites the l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