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软实力资源的整合与开发

近几年，软实力理念已经深入中国战略决策和实际工作当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和谐”作为中国人民共存发展的纽带，成为中国社会凝聚力的代名词，这种凝聚力正是一国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新提法孕育着对中国软实力的关注，包括国内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创新意识、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能力以及外交政策和政府形象的魅力等，更加丰富了中国软实力的内涵。     

基于系统视角的营销信用风险管理策略探讨

营销信用风险管理对企业经营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营销信用风险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系统的整体性、综合性、动态性;在此基础上,从系统视角剖析营销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三大问题;分析提出营销信用风险的管理策略,包括建立营销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和全程管理模式、建立和健全营销信用风险预警机制和营销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定量确定风险系数和在定量综合评价营销信用风险和风险控制方案的基础上制定风险控制策略。     

中欧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同2003年的"蜜月期"比起来,2007年中欧关系出现一些波折.欧方更关注中欧关系中的纯经济问题,而中方则更在意国际规则和平等待遇,以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本文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指出中欧合作的基础并未改变,并就中欧关系的未来做了展望,对改善中欧关系提出自己的建议.     

期待可能性的体系性地位——以罪责构造的变动为线索的考察

期待可能性的体系性地位是期待可能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到责任的规范构造,甚至犯罪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本文以德日刑法学为背景,讨论了期待可能性的产生过程,由此考察随着期待可能性的出现而发生的罪责的内容变化,以及责任与构成要件之间逻辑关系的变动。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是规范评价要素,它和故意、过失等心理性要素是有所不同的。在司法活动中,心理性的事实判断应当先于评价性的规范判断。但在罪责要件的构造当中,期待可能性是作为积极的归责要素还是作为消极的责任阻却事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基于思想上的经济性和诉讼上的便利性的考量,本文认为,将期待不可能作为罪责排除事由是合适的。     

网络著作权纠纷中公证网络电子证据的司法认定

因网络电子证据与普通证据相比具有特殊的属性。人民法院对能够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公证网络电子证据所应具备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对其进行司法认定的标准有别于普通证据。     

技术提供商的版权责任分析及立法建议——由优朋普乐诉TCL一案引发的思考

回顾整个版权法历史，技术创新与版权保护一直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在这一背景之下，版权法如何为技术提供商设定责任边界就成为重要课题。从间接侵权责任、索尼规则到引诱侵权责任，司法实践的发展建立了技术提供者版权责任的基本理论架构。而优朋普乐诉TCL一案的出现，使技术提供商的责任问题进入国内的司法视野，其引发了对现行法的深刻反思．也凸显了建立中国技术提供商责任条款的必要性．     

试论网络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

网络心理健康教育是21世纪心理健康教育的一场“革命”。网络心理健康教育要体现一般心理健康教育的特点，彰显自身的个性，实现与非网络心理健康教育的优势互补，就应遵循防治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科学性和趣味性相结合、交互性和主体间性相结合、“助人自助”与“互助共进”相结合以及互补性与协同性相结合的五大原则。     

浅谈毛泽东的学习观

毛泽东不仅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也注重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同时十分重视直接经验的获得,写出了大批调查研究的优秀文章,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学习和指导意义.     

廖建裕与印尼华人研究

印度尼西亚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节点国家,印尼华人是印尼国家多元民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印度尼西亚不同历史时期,他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著名的海外华人研究学者,廖建裕先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印尼华人和东南亚华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介绍他的学术生平、学术贡献以及他对印尼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和观点。     

Competing for father's love?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termination in China

It is well known that public agencies are nearly immortal, but what explains their termin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part from conventional antecedents, political salience defined by top leaders largely shapes government agencies' life cycle. In one of the first large‐N analyses of agency termination in a non‐Western authoritarian regime, we used longitudinal data for the central apparatus in China from 1949 to 1976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We specifically used Chairman Mao's written directives to measure political salience and found that agencies that received more directives were less likely to be terminated. In contrast, agencies less attended to the boss were less likely to survive major restructurings. We also found that peripheral agencies (e.g., smaller, lower‐ranking agencies with noncore functions) benefited more from leaders' attention. We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suggest some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