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理论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融合"概念逐渐取代"平等"概念成为社会政策实践和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社会融合理论可以划分为一个基础和三个层次.一个基础,即社会融合的基础理论,包括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三个层次,即社会融合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一是社会融合的宏大叙事,这部分起源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共产思想,后被帕森斯、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演化为社会整合理论;二是社会融合的族群模式,这是社会融合概念较早使用的研究领域,主要用来研究外来群体与流入地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克雷夫科尔的熔炉论、帕克的族群关系循环论和戈登的同化过程理论以及多元化模式;三是社会融合的心理建构,主要从微观个体的心理层面研究社会融入和社会接纳,包括社会认同理论、自我认同理论和社会接纳理论.     

网络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电力监管改革

在世界范围内,电力行业都是受各国政府严格监管的行业.目前,中国电力监管系统仍然存在监管机构权力有限、公共服务质量不高、监管过程透明度低、多元网络治理体系欠缺等诸多问题.本文提出以网络治理作为改革突破口,加强监管机构制度建设,着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鼓励公众参与,加强过程监管,提高透明度;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构建多元网络治理体系;增强安全监管能力,建设网络治理决策和危机管理体系.     

论人力资源管理与完善高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工作机制

高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有利于加强高校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文章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工作机制,为促进高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工作提供一些新的认识.     

提升领导干部执行力的思考

领导干部执行力一方面表现为"自己要行",即领导者个人具有执行力;另一方面则要"使众人行",也就是领导者使部属乃至组织具有执行力.提升领导干部的执行力,一是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执行能力和素质;二是建立执行的共识,培育执行文化;三是用领导者影响力增强执行力.     

苏共执政党建设若干问题演变的历史考察--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

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复杂的.本文试对其后期执政党建设若干问题的历史演变进行一些研究和反思.文章主要就苏共后期对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党的性质、党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职能的行使、党的自身监督、党的干部政策、党内民主等方面的认识和实践做了一些纵向梳理,在此过程中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研究.     

略论国际反恐怖法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发展的不平衡,是造成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人类陷入了一场持久而深重的灾难中。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也因此受到阻碍。国际反恐怖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融入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确保人类生态及弱势方在国际反恐怖法中受到保护。     

实践是最权威的评价——从斯大林模式到中国模式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大飞跃

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应予以历史地理解.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明显区别于斯大林模式的中国模式的实际,才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模式的最权威的评价.     

盗窃案件的事故树分析

盗窃案件是发案率最高的案件.运用事故树分析法,分析影响盗窃案件发生的基本事件,可按其重要度进行排序.按照管理学分级管理原理,可将基本事件按重要度分为三级,为抓住重点,合理使用资源,提供科学依据,针对重点影响因素提出安全防范对策.     

论和谐社会的公正概念

公正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伦理评价标准,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社会公正,然而,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着诸多不公正因素和现象,因此从学理上梳清公正问题,就要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从公正信仰、公正诉求、政治、经济、道德等层面来阐述这一重大问题,以便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A Portrait of Failure: Ongoing Funding Cuts to Australia's Cultural Institutions

Three decades of government budget cuts have placed significant financial pressure on Australia's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s are increasingly trying to attract non‐government funding to fulfil their legislative mandates to collect, maintain, and exhibit Australian and international art, to educate and inform the public, and preserve Australia's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Evidence suggests that, despite these efforts, sources of funding have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Budget cuts are impacting a range of areas including acquisitions, preservation, digitisation, as well as limiting access to researchers and the public.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a public review of the roles played by cultural institutions is required, including consideration of the level of public funding provided. To do otherwise is to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Australia's cultural heri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