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之基

从人的活动的视角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在于它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是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主体性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蕴涵了人的活动的必然要求和一般逻辑.     

市场经济与刑法

<正> 市场经济与刑法(含刑事司法)的关系有两层意思。一是刑法为建立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这指刑法作用于市场经济,关于这方面内容刑法界有较多讨论。另一是市场经济对刑法的影响,这指市场经济作用于刑法,本文将着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由产品型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基础的重大变革必将引起上层建筑各方面(包括刑法)的深刻变化。根据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的以往经历和市场经济本身对社会关系的应有需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从思想观念和基本范畴到具体制度各个方面或强或弱或迟或早地影响刑法及其运行。     

死刑司法控制:完整解读刑法第四十八条

通过司法控制死刑适用是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有效可行途径。在死罪个案中罪行达到何等严重程度方可判处死刑,完整理解刑法第四十八条至关重要。"罪行极其严重"量定客观危害,是死刑适用的一般化标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因人而异;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测查主观恶性,是判定死刑立即执行或者缓期执行的个别化依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需因人而异。立足国情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精神,对"罪行极其严重"标准应予"严加"把控,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尺度适当"放宽"掌握,通过公正司法达致"罪行极其严重"可判死刑的"犯罪分子"被限制到极少数。     

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共生发展模式探讨——以福建省为例

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兴起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消费需求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革命老区实现旅游惠民、兴旅富民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分析红色旅游和绿色生态旅游内涵及两者之间联系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福建发展红色旅游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深入探讨了福建省红色旅游与绿色生态旅游融合性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提出促进福建省红色旅游与绿色生态旅游融合性发展的具体措施。     

关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立法中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根据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精神,劳动教养制度将要改革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目前,有关立法机构正在进行相关法律的制定工作。在立法过程中,法律的性质、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决定程序以及法律名称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加以澄清。     

批复上所见的疑难案件裁判方法

批复系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以法律论证的角度来看,司法批复具有法律解释与替代裁判两种功能,因此可以之作为观察我国法院之疑难案件裁判方法的实证材料。在法律解释的层面,由于中西方司法体制与法律行文的差异,西方法学方法论上的一般解释理论在用来说明我国司法解释操作特别是再解释问题时未必适用。在法律论证的层面,特别是理由给出的层面,我国法院主要依据制定法、司法解释与行政政策作为法律论证理由,但是在理由的给出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具体化解释与正当性说明、同时过分地依赖审判委员会的集体人格权威来作为论证的主要理由。     

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经济特区

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4)为研究的起步阶段,研究文献数量不多,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足。第二阶段(1985—1991)为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有较高的理论和学术深度。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阶段,涉及的内容更广泛,大量开展跨学科研究。西方学者重点研究了经济特区成立的背景、原因、性质、特点、发展战略、影响、经验启示等。     

学分制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学分制改革不仅是一种教学管理模式的转换,更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的演进。学分制的实施使辅导员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遭遇传统行政班级载体功能退隐、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失效以及由于自身的职业地位低下而引发的思政工作难具影响力的现实困境。高校辅导员需要转换思维范式,实现本质主义思维向生成性思维的转向、树立生存式教育理念,把＂问题的解决＂和＂意义的追寻＂结合起来,积极构建与学分制培养体制相适应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此外,高校决策层还要积极营造良好合作型组织环境,提升辅导员职业地位,为辅导员自我实现和无私奉献提供精神动力,增进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论诉讼模式对推定的影响——以台湾地区法制和法学研究为例

从台湾地区法制的变革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诉讼模式对于推定产生着重要影响。具有转移证明责任效力的法律推定,只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存在;而事实推定则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都有存在的空间。这对中国大陆学者开展推定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判断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没有区别不同类型的行政行为,没有根据不同行政行为中的行政机关担负的不同职责而分别设定不同的合法性判断标准,“尽责即合法、未尽责即违法”的判断模式既不能适应审判实践活动的需要,亦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政府职能转变不相协调,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确有必要进一步修订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