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

德治是人类社会用道德控制和评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手段。其主要实现形式有: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德治与人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的德治才是真正的德治。人民是“治国”的主体,要以德治国,就必须以德“育”民,提高人民的“治国”能力,概括为: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惟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官员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主体之一,以德治国,必须重视以德育官,以增强理论功力、实践能力、人格魅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以法治国,以德固基。     

我国法官制度变革思路之检讨

实现法官制度的现代化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的法官制度改革尚存在一定不足 ,如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法官等级化思维模式及外延性改革思路不利于建设高素质的法官队伍等。今后法官制度变革应该走出传统的思维模式 ,实现法官体制的创新     

论地下经济产生的根源及其治理

地下经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的过程中 ,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产生地下经济的基础和条件。地下经济活动严重破坏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 ,极大地冲击了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分配体系 ,增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困难。因此 ,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理对策 ,坚决遏制地下经济活动的滋生与蔓延     

论“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的定位

传统刑法和司法实践将"认罪态度"定位于酌定量刑情节,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司法人员的认识差异,造成了量刑时空上的不平衡。本文认为,随着"自首"、"立功"和"坦白"的逐步法定化,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已经具备。它不仅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依赖于刑罚改造理论和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理论支撑,还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法律基础及外国立法提供的参考和借鉴。因此,应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和从宽处罚的具体标准,实现"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法律地位的转变及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公共政策视域中的判例制作

可将判例看作公共政策,而非只是单纯的、遵循法律条文的司法判决(适用法律条文的活动);判例制作像公共政策制定一样要关注身处其中的社会,要考虑外部性,顾及社会影响,而不能只讲求法律性;公共政策视域中判例制作的方法很多,可考虑借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     

前科株连效应的刑法学思考

前科株连效应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导致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规范性的株连评价，进而导致特定的权利遭到限制、特定的资格遭到剥夺的情况。此种规范性评价立足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本应由犯罪人独立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从法律层面上延伸到了犯罪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前科株连制度，不仅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障碍，而且客观上严重破坏着犯罪人的家庭关系，促使犯罪人及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走向社会的对立面，成为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群体。     

人民调解与我国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的比较研究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与我国台湾地区的乡镇市调解制度同为现代国家依法建立的民间性调解制度,可纳入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范围。二者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相近的制度、程序设计,显示出许多与西方国家调解不同的特征和理念,同时又存在意识形态、社会功能、构成和运作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比较这两种制度,有利于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同时,二者都需要适应当代社会纠纷解决和治理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完善,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和不足,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和程序形成衔接与互补,共同构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反腐败法律体系上的不足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将腐败行为定为国际犯罪的同时,还确立了反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形成了全球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准则。《公约》所确立的反腐败机制是各国反腐败经验的总结,也是人类法律文明成果的体现。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我国法律与《公约》的接轨问题,笔者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对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思想

斯大林在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特点的同时,反对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左”倾思想,即反对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速度上的“左”倾思想,反对关于中国建立苏维埃问题上的“左”倾思想,反对关于否定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必要性的“左”倾思想。他还就中国社会的改造、进步与发展提出了一些重要认识,如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建立这个政权有利于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等等。     

当前高校民族关系存在的安全问题及对策

当前,随着大学扩招,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越来越多,高校民族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存在一些新的安全隐患。高校应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切实尊重各民族合法权益、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营造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校园文化环境,以实现校园民族关系安全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