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与现实意义

良善的公共生活既要得到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悖论"。该"悖论"有效展开的关键是理性怀疑的有效实现,体现为怀疑方式的制度化和边界的合理化,并对民众理性怀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政治信任"悖论"及其有效展开,对中国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定位、策略选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权力的结构性转移——欧债危机作为机制转变的触发剂和强化剂

在所有政治体系中，生存危机都是机构间关系发生本质性改变的触发剂和强化剂。这尤其适用于欧盟和经货联盟的危机。本文的主旨是探究危机期间欧盟机构框架的变化。文章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以明确全文的分析结构。危机应对措施如何改变了成员国与欧盟间纵向的权限分配？危机应对措施如何改变了欧盟制度结构中各行为体横向的任务分配平衡？为了实施新措施，决策者需要哪些民主合法性来源？通过分析可以断定，业已存在的趋势将继续发展下去，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转变。     

坚决捍卫宪法法律尊严 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

人民生命至高无上．维护人民生命安全是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暴力恐怖分子的暴行。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践踏．是对宪法和法律尊严的严重破坏，是对文明秩序的严重挑战。     

非洲面临结构转型挑战

撒哈拉以南地区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让那里的年轻人对找到一份好工作充满预期,而实际上,那里的经济体极其缺乏提供这些工作需求的能力。这些都为社会抗议的发生、政治出现不稳定性酿造了条件。与现在的乐观主义相反,非洲领导人应该调整他们的预期,着力提高结构转型和社会融合速度。     

历史资本主义的轨迹和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大陆的使命

本文选自美国《每月评论》2011年第9期(总第62卷)。作者萨米尔·阿明系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长期准备期、短暂成熟期和漫长衰落期,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长期衰落的开始。作者还论述了边缘地区     

关于全球失衡和国际储备货币的替代性观点

美国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公共政策简论》2010年第116期刊登了简·克莱格尔题为《关于全球失衡和国际储备货币的替代性观点》的文章,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无法由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而资本可自由流动恶化了这一问题。如果单纯地让剩余国货币升值或者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都     

司法变更权的具体运用

【裁判要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虽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但由于显失公正属于行政处罚行为合法但存在不合理因素的问题,而不合理因素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显失公正,无论是行政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给出任何指导性意见,致使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行政审判法官因唯恐司法权僭越行政权而极少运用司法变更权,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法官对显失公正的涵义理解不一致,致使相同的不合理情形是否需要司法变更以及判决变更的幅度也不一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     

成就巨大,前景灿烂

首先,我想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和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张德广先生.能够受邀在上合组织成立10周年的前夜,参与到此次在上合组织的发源地——上海举行的代表论坛中,我感到十分荣幸.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