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权法》中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

法定非依法律行为可以引起物权消极变动的效力,但出于交易安全考虑,事后进行备案宣示登记是必要的,整体结构安排要和积极变动的登记程序相协调。我国物权实施过程中应明确规定对因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应该进行登记,考虑对类似强制执行、遗赠扶养协议的受遗赠等特殊情况,在立法上作出一些例外规定。同时,对基于非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程序应作出一些具体的规定。     

网络考试系统分析

组织学生考试是高校重要的工作,但现在的考试形式大多是教师手工出题、阅卷,虽然出现了相应的答题卡形式,减少了老师一定的阅卷负担,但效率还是较低的。利用网络和数据库技术,结合目前硬件价格普遍下跌与宽带网大力建设的有利时机,基于B／S模式研究开发了试题库与在线考试系统。它运用方便、操作简单,效率较高,同时也大大减轻了教师出题、组卷和改卷等繁重的工作量。     

论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及发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的重大课题。建国以来,历代党的领导集体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两大法系人身保护令制度比较研究

基于对刑事诉讼目的、价值认识的差异及文化传统的不同,两大法系在构建各自的人身保护令制度时存在诸多区别。笔者于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人身保护令制度的具体设想。     

2008～2009年浙江省猪圆环病毒2型全基因组序列的比较和分析

应用PCR方法对2008～2009年采集的99份疑似断奶仔猪多系统衰竭综合征病猪的脾、肺、淋巴结混合组织样本进行猪圆环病毒2型(PCV2)检测,并以组织DNA为模板进行了PCV2的全基因组扩增,克隆后进行了测序。结果显示,2008年与2009年浙江省PCV2的平均阳性率为47.5%,与2004～2006年相比基本持平。随机选取18份阳性病料进行PCV2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结果,18个毒株均属于Group1,其中5个毒株(27.8%)属于1A分支,3个毒株(16.7%)属于1B分支,9个毒株(50%)属于1C分支。表明,Group1依然是浙江省PCV2的主导基因型,且1C分支从无到有,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反思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

1998年金大中政府执政后,在总结历届政府处理和解决对朝政策的经验教训、全面分析朝鲜半岛形势和国际形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旨在维护和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对朝"和解、合作"政策.在朝韩共同努力下第一次实现了两国首脑会晤,签署了<南北共同宣言>,使南北交流与合作得到一定程度的进展,并稳定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局势.     

我国政府问责中的理论误读及反思

政府问责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事实上,政府问责并不是对政府特定时期失误、失职行为的简单惩罚,也不应该是政府在政治、舆论等压力之下的被动应急策略。政府问责应是一种常态化、规范化的以人民主权为逻辑基础的政府合法性展示过程,在此基础上,政府问责的目标、政府问责的落实、政府问责的途径以及政府问责的保障等都应有特定的内涵规定性,并共同构成有关政府问责的理论体系。     

论后冷战时代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中美海权合作

海洋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其战略地位不断提高。作为传统的海洋强国,美国充分认识到其霸权是建立在对海洋控制的基础上的。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强化了对海洋的控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并开始大力发展海权。作为连接中美两国的唯一地理媒介,海洋事务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议程。两国在海权领域不仅有矛盾,也有合作。由于太平洋成为世界海洋体系的轴心地带,中美两国成为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国家,这种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中美海权合作主要包涵科技、经济、安全等领域,并且由于主客观因素,中美海权合作有深化的趋势,未来有可能成为推进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的动力。     

韩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富川市构建平衡计分卡系统为例

近年来,韩国在运用平衡计分卡改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上成效显著。富川市是在韩国构建平衡计分卡系统的标杆组织,其经验对平衡计分卡的中国化具有以下几点启示:要明确引进平衡计分卡的目的;要提高公务员对平衡计分卡系统的认识水平;要以培养内部专家为主;对新的绩效管理体系的开发不急于求成;指标的设置要力求真实反映国情民意及地区之间的差异;实施完整的变革管理程序;要谨慎处理公民参与评价的程度。     

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及福利政策——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为主线

20世纪70年代以后,俄罗斯进入了从传统的高度集权政治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期。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造成了俄罗斯贫富差距悬殊、新兴的中间阶层出现和边缘人群泛滥等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危机。针对转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策略是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正和博弈。俄罗斯强国家—强社会的新的治理模式对于同样处在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