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案无辜者虚假有罪供述的识别

目前通过诉讼程序对无辜者作出的虚假有罪供述识别乏力，可识别的案件种类较少且具有被动性、偶然性、滞后性特点。为此，应将识别的重心前移至侦查阶段，拓展识别的路径，对无辜者的言语、非言语行为、生理心理及供述内容本身进行识别。     

浅析价值与情感

价值与情感是价值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价值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界经历了由理性主导的价值论向感性、情感主导的价值论的转变。从根本上来说,情感主义价值论"情感是价值的根据"的命题是错误的。价值与人相关,实际上是与人的生存、存在相关。因此,本文试图在批判理性主义价值论、情感主义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价值与情感二者的关系。     

公安高校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上级主管部门缺位现象分析及对策思考

公安高校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上级主管部门缺位现象，影响公安高校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分析公安高校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主管部门缺位原因，解决公安高校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主管部门缺位问题，对推动公安高校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理性思考——以我国法律传统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注和推崇、党和政府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肯定和推广、实务界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高调贯彻,"宽严相济"几乎成了法律界的流行语。然而,如果我们从中国法律传统的角度,审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现状;以构建成熟法治国为目标,反思该刑事政策的司法运作。就不难发现,由于司法传统的浸染,宽严相济的政策性适用已不适当地挤占了立法空间。法治话语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法律是基础、政策是导向的定位原则。刑事法律也应当根据刑事政策之需要,及时进行立法、修改、补充。     

刑事错案社会结构问题初探——以侦查为中心

从社会学角度审视,可发现错案也存在一个社会结构问题:一是错案中受害人大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且居住在农村与市郊;二是错案中的侦查机关在程序中的强势地位与社会中的经济劣势并存;三是错案中受害人所聘请律师呈现整体无用与偶然奏效的局面;四是错案中侦查人员的观念与民意"同质化",且其多数成为犯罪被害人一方的支持者,而让错案受害人无力抗争。为避免案件社会结构因素推动错案的生成,应借鉴案件社会学的理论,做到:第一,通过组织、律师支持,提升被追诉者的程序主体地位;第二,加大办案机关的资源投入,提高案件质量;第三,强化办案机关案件审核,避免"一错到底";第四,主体改造与客观建设同步进行,以减少侦查人员的社会化特征。     

监狱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民警激励研究

监狱民警作为公务员的一种,在监狱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其履职状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警自身的原因,有管理层面、考核层面、激励层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层面的原因。原因的多样化决定我们必须跳出就激励谈激励的小圈子,用系统的眼光和思维创新举措,从多个实践层面最大程度地发挥配套措施的激励作用。     

转型语境下刑事错案的发生与治理——以侦查环节为中心

现阶段要科学评估错案治理现状,须从更广阔的社会场域进行审视。在转型期中国,尽管侦查行为的规范化日益加强、侦查取证能力总体改善,但实践中一些运动化、行政化的错案治理方式依然存在,并是潜在的错案之源。这意味着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仍需在侦查程序的完善、侦查观念的转变、侦查能力的提升等方面下功夫,而不应偏重法外手段。     

"新医改"让医疗费用下降了吗? ——基于CHARLS对甘肃、浙江的追踪数据

新医改自2009年实施以来,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医疗保险覆盖面扩大,医疗筹资水平和报销水平显著提高.那么,新医改缓解了"看病贵"问题吗?以CHARLS对甘肃和浙江两省追踪数据为例,从医疗保险角度分析了新医改对医疗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新医改以来,人群年度医疗费用持续上升,个人自付费用水涨船高,城乡医疗费用差距进一步拉大;(2)现有医疗保险制度难以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城镇医疗保险能够显著增加门诊报销费用和总报销费用的额度,但医疗总费用和自付费用不受任何医疗保险的影响.结论:新医改并没有缓解"看病贵"问题,医疗费用仍在提高,加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减少卫生资源的浪费和低效,是下一步医改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欧关系演进的内在逻辑:基于欧盟对华援助的视角

欧盟对华援助的主要表现在援助资金呈递增趋势、援助领域由早期的农业援助转向经济和社会改革领域、援助项目要按照"标准化"要求操作等三个方面。从援助特征可以看出欧盟对华援助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正好吻合了新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的主张,把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内部的社会经验在援助国得以拓展,使其经济运行和社会秩序朝着欧盟所拟定的方向发展,这也恰好表明欧盟对华援助的行为不可能偏离自利立场。但是,中国在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和方针下,使得中欧关系逐步朝务实性方向发展,在合作基础上解决面临的共同难题,谋求长期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依然符合中欧关系发展的趋势。     

论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难题及政府责任——以广州“赵广军志愿服务队”为例

广州"赵广军志愿服务队"近年来频遭生存危机考验。资金匮乏、人才资源短缺、公信力不足的窘境使其生存岌岌可危。作为政府的得力助手,政府有责任帮助服务队破解发展难题:在政策法律方面,创设规范的外部发展制度环境;资金供给方面,给予志愿活动必要的经费保障;人才激励方面,着力鞭策志愿队伍良性成长;舆论宣传方面,大张旗鼓弘扬志愿公益精神;公众参与方面,广泛发动力促志愿服务全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