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演变与不足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70年代末,基本照搬了“苏联模式”。从1979年后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迅速。而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滞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峡工程国际融资及其融资方式的法律分析

三峡工程巨大的规模和长久的工期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走进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国际融资,对工程进程和质量的保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结合三峡工程资金需求及其国际融资实践,对三峡工程国际融资方式和特点进行了分析。三峡工程国际融资方式的探讨对我国水电行业国际融资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     

新价值下的股东大会构建原则

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为物质资本者所拥有。而现代公司法理论则认为,由于股东成员构成上深刻的变化,物质资本不再是公司唯一的组成部分。人力资本也是公司的资本股份,基于这种股份同样能形成公司股权。现今公司治理目标不再只是唯物质资本股东利益或资本股东利益是图,而是追求实现多元化、多主体利益的新的公司价值目标。这就决定了必须遵循地位至上、权力多元、利益相关和决策民主等原则来构建权力机关。     

自然中的强力意志

尼采对机械论进行了批判,把机械论的原子世界还原到力和强力意志上来;在他那里,自然界就是充满斗争,纯粹生成的强力意志和力的世界。着眼于力和强力意志,尼采还对生命的本质进行了诠释。他认为,生命为争夺强力而展开的生存竞争,胜利的并非强者,而往往是弱者。混沌、必然性和永恒轮回则是尼采对自然总体特征的刻划。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国债务风险的比较分析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以来欧洲面临的最大考验,欧元则遭遇了正式面世10年来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并非仅仅因为其债务问题非常严重,更主要的是因为欧洲的联合中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为了克服这些制度性的缺陷,欧洲必须加强对成员国的财政监督、适度地统一管理欧洲的债务、引入惩罚和债务管理机制。一国退出欧元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法律、技术方面的障碍。因此,欧元区解体是小概率事件,联合仍然是欧洲政治的主流和传统。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相比,美国债务问题面临的风险更大。     

从大理院判例到案例指导制度:法律传统的制度性转化

清末民初大理院判例是成文法缺失时期的特殊法律现象,当下的案例指导制度则是一种制度折中与调试.从大理院判例到案例指导制度,可视为判例传统的延续,虽然二者所处的历史情势和面临的具体问题并不相同,但二者的历史使命是同一的,都是传统法律资源的制度性转化的努力与尝试.以案例指导制度为例,可以看出法律传统的制度性转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无可替代的意义.     

美国仇恨犯罪理论引入之前提性研究

为了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频繁出现的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犯罪案件以及群体性暴力事件问题,美国仇恨犯罪理论被引入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之中.但是本文通过从产生背景、犯罪原因和治理策略上对中美两国仇恨犯罪进行比较,最终认为中美两国仇恨犯罪无法被等量齐观,美国式仇恨犯罪在中国语境下并不具有相应的理论解释能力,径直将西方的研究模式移植到中国语境来分析中国特有的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思路值得反思,因此应当对该理论的引进保持谨慎的态度.     

生物银行运作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探析

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多的生物银行为生命科技研究和转化医学提供研究资源以及合作平台。以生物银行所存储的人类遗传材料和遗传数据进行研究时,由于涉及到人类遗传材料提供者、生物银行、研究资助者和研究者等多方主体,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权利归属、利益分享等议题变得更加复杂。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关于上述议题的立场对于生物银行的建置与运作具有关键意义。生物银行自身亦应从制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在材料转让协议或数据获取协议中对利益分享进行约定、推动人类遗传数据共享、探索开源专利模式等方面着手,在实践中探寻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益分享机制。     

行政复议在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中的创新

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解决要以现有法律资源为根本途径。而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最适于解决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就是行政复议。但现行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行政复议却不被农民所看好,因为其存在的缺陷使得它不能很好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些缺陷包括：对行政复议的定性错误,规定复议机关可以成为被告,复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为此,应对现行行政复议法进行修改或在土地管理法中对行政复议作出特别规定,使得复议机关在作出改变土地征收行为的复议决定、农民向法院起诉时,被告仍然是原决定征收的机关而不是复议机关。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及欧洲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

<正> 建立单一的欧洲中央银行是欧洲货币联盟的中心内容之一。德洛尔委员会在其《关于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报告》中指出:欧洲货币联盟的管理需要一个体制结构,使与联盟职能直接有关的经济政策得以在共同体这一层次上制定和付诸实施。这一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的经济管理,并适当地纳入民主程序。欧洲货币联盟要求建立一个新的货币机构,并使之跻身于共同体诸机构(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委员会和欧洲法院)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