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经贸企业职工持股的沽律思考

职工持股会作为一项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是劳动者的资本与劳动的结合,这一机制能使职工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在改制过程中,有大量工作需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中介人员予以协调.律师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律师的介入可保障持股会会员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冷战背景下首脑外交核心要素考察——以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为例(1969～1972)

首脑外交是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广为采用的一种外交活动形式.本文以冷战背景下1969-1972中美首脑外交为研究个案,深度探讨长期敌对国家在解冻双边关系时,影响首脑外交成功的核心要素:沟通渠道、首脑的权力和意识形态.     

牢牢把握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根本要义

生产力本质上是人们为生存发展而形成的整体力量,它本身始终隐含着为全社会所占有的内在要求和趋势。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的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规律理论,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关键的要义在于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根本在于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重要体现。     

浅议对领导干部的从政监督

领导干部肩负着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重大历史使命。“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权力”,权力失去监督容易滋生腐败。加强对领导干部从政监督 ,用健全的约束机制规范领导者手中的权力 ,事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能否落实到实处和党的执政地位能否永远巩固。     

入世背景下的行政指导制度——美日胶卷案引发之思考

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宏观经济调控的国际化。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中国政府应更好地利用世贸规则,熟悉WTO规则的实际运作。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美日胶卷进口案中,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指导行为引导日本企业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取得优势地位。从比较行政法视角对DSB案例进行行政法解读,借鉴日本之经验,可以构建入世背景下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完善体系。     

超越"政治解放"——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是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并对当今社会主义具有重大影响的命题。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继承并发展了这一重大政治命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     

弓首蛔虫线粒体cox1基因的多态性研究

应用PCR SSCP技术和DNA 序列分析对犬弓首蛔虫(Toxocara canis)线粒体DNA(mtDNA)中的细胞色素c氧化酶第I亚基(cox1)基因部分序列(pcox1)进行了分析研究,并与弓首属的猫弓首蛔虫、马来西亚弓首蛔虫、牛弓首蛔虫及弓蛔属的狮弓蛔虫进行了种间比较。结果显示,犬弓首蛔虫种群内的pcox1 序列差异为2.72%,与马来西亚弓首蛔虫种群间的序列差异为11.38%,与猫弓首蛔虫种群间的序列差异为11. 20%,与牛弓首蛔虫种群间的序列差异为10.40%,与狮弓蛔虫种群间的序列差异为11.48%;马来西亚弓首蛔虫种群内的pcox1 序列差异为0.57%,与猫弓首蛔虫的序列差异为8.23%,与牛弓首蛔虫的序列差异为8.70%,与狮弓蛔虫的序列差异为10.60%。研究证实,犬弓首蛔虫不同地方虫株的pcox1 有一定差异,与同属其他种类及狮弓蛔虫的差异较大;马来西亚弓首蛔虫确为一独立种。     

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

<正>前言事业单位改革与经济改革几乎同时开展。与经济改革相比,事业单位改革的成就并不显著。事业单位的进一步改革如何进行,具体措施依赖于政策判断,而政策判断又依赖于决策者对事业单位现状和改革方向的认识。本报告旨在提供可能会对决策有用的分析和建议,因此,作者将尽量保持客观分析的立场,避免将本报告变成某种价值判断或者理论的宣传。     

2007年八国集团峰会聚焦

近年来，八国集团峰会及其对话会成为全球性问题的温度计，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并对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秩序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也必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今年6月6—8日，八国集团峰会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召开，峰会的主题是“增长和责任”，与会领导人就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及非洲发展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大国领导人举行对话。今年的八国集团峰会的政治气候也同样颇受世界瞩目。     

职务犯罪原因论及其启示

关于职务犯罪原因,国外思想家提出了权力作恶与分权制衡学说、自由主义理论、寻租理论、性恶论等不同主张,而国内学者却提出了经济根源说、体制根源说、思想根源说等不同观点。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西方学者有关职务犯罪预防理论在深刻性上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而我国学者在论述这一理论时的系统性更加突出。因此,如果将两者的长处加以吸收也许可以探寻出一条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道路。其实,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既有行为人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原因。要预防职务犯罪,除了加强公务员思想道德教育,使其不想犯罪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公共政策研究和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规制政府行为,以减少公务员心理失衡的诱惑源和可能犯罪的机会,使其不能和不敢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