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调整转型——2013年第1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今年1季度中国GDP增长7.7%,工业增加值增长9.5%,CPI上涨2.4%,与希望回升的预期相反,均比上年同期和上季度要低,但增长回落正是经济调整转型之机。M2余额超过百万亿元,不能仅从货币政策操作考察是否存在货币超发,而要深入一步,看看政府投资创造货币的特殊机制。房地产调控中的博弈,一方面说明政策设计存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与特殊的货币创造机制有关。撤销铁道部,组建铁路总公司,实现了组织机构上的政企分离,但经济上仍合在一起。以债务处理为契机,明晰产权安排和经营责任,进一步推进铁路改革。     

司法公信力建设的若干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建设与司法体制、司法机关人员素质、社会公众的法律素养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力的决定因素。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缺失的直接原因有：一是司法权力配置不当和司法信仰缺失；二是司法制度的缺陷和司法人员的素质不高。要提升司法公信力，必须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在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加强司法队伍的素质建设和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     

元杂剧“负心汉”形象成因分析

元杂剧中负心汉形象形成的原因有二：一是民族压迫的政治原因，包括当时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元代文人仕途路断的残酷现实；二是传统观念衰落的文化原因。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元代遭受高压，普通市民常常陷入金钱物欲的诱惑中，人们已不看重恪守伦常。在以上两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当时人们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追权逐势，负心易妻现象十分普遍。元杂剧中的负心汉形象，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试论唐代长安城的社会治安管理功能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经济、文化十分发达。这其中都城长安的建制、布局、功能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管理制度、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高度的安全保障等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所有这些是我们不断城市化的今天所要借鉴和继承的。     

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发展历程:全球化与区域化视角

每个国家在实施全球化或区域化战略上解决各自困境的方式并不相同,促进经济增长的成功政策是因地制宜的,同样是实施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却有不同的发展结果。研究表明,从新加坡独立以来近50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历史观察,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一直是围绕着全球化与区域化来实施的,基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经济的思想是新加坡外向型经济政策一体化发展的基石。而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作用之间,基于区域化的作用受东南亚地区时局影响,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中,表现出时强时弱的特点。     

关于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史观的再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群众史观的生成有其独特的逻辑起点，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得以丰富和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史观应该做到三个方面，即坚持群众主体，直面群众关切，顺应群众期盼。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积极推进城市社区民主治理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宥于我国历史传统和民主法治国情,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仍存在民主权利与民主需求、民主需求与民主实践、民主实践与民主权利之间不相协调的问题,使得社区民主治理陷入"权利-需求-实践"的困境,这严重阻碍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及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当务之急是结合我国实际,完善民主权利,满足民主需求,深化民主实践,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之路。     

“阳光行动”与社会管理创新

山西公安机关开展的阳光行动是山西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组成部分。阳光行动的核心价值是群众观念的进一步确立,其思想基础是要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人民警察人民性的一种回归,是让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公安工作。因此,阳光行动本身就是创新,而且在理念、制度、方法、机制等不同层次上都有创新。     

试论清末民初时期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渗透——基于小说《白鹿原》叙事的考察

清末民初,＂国权不下县＂的状态被打破,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社会下沉,中央政权通过建立区乡制度、重建保甲制度以及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博弈攫取乡村社会的统治权,对乡村社会进行官治。     

中国法治发展的历程与社会动力——纪念82宪法颁布30周年

我国法治建设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曲折和披荆斩棘的艰难,但总体上廓清了法治天空中的许多迷雾,促使中国开始迈入法治初级阶段。1982宪法在恢复和加强民主法治方面有较大的进步,也存在诸多不足。当前的法治状况还有后退之忧。今后法治建设的目标应当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法治改革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民间的维权活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党政内部改革派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与法治进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