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制与精神文明建设

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手段。法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强有力保障。正确运用教育和法制,可确保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金融性与国际性：国际金融法本质特征之所在

国际金融法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调整对象具有金融性和国际性。从金融的内涵看,资金融通是金融的初始和基本的本质特征,但当代只有将金融界定为虚拟经济才能容纳全部的金融实践。金融性将国际金融法与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其它学科或科学区分开来。从外延看,金融涵盖货币、银行、证券、保险等,国际金融法相应地包括以上领域的制度。由于WTO将商业存在作为金融服务提供的方式之一,传统的"国际"标准暴露出其局限性,因此,国际性应将外国在东道国建立商业存在而发生的各类金融关系包括进来。国际性将国际金融法与国内金融法区分开来,而金融性与国际性的结合使国际金融关系成为国际金融法独有和特定的调整对象。     

军事软实力与军事外交

军事软实力是军事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外交在提升军事软实力方面责无旁贷.但是,作为提升军事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军事外交任重而道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军事外交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树立我军的良好形象,来提升我军军事软实力.     

目的要素:美国指控人民币汇率操纵的难越之巅

汇率操纵是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提出的一项主要指控.然而,依据《IMF协定》和《新决议》,由于汇率操纵目的要素中的汇率严重偏差和汇率低估缺乏法定的衡量基准,人民币汇率是否构成汇率操纵目的中的汇率低估无法认定.同时,《新决议》对汇率操纵目的的认定实行“疑罪从无”原则,而人民币汇率安排符合《IMF协定》规...     

工业规划区产业集聚及其提升的实证研究——以苏州为例

对工业集中区产业集聚外部性的研究,历来有“MAR溢出”(马歇尔溢出)和“Jacobs溢出”(雅各布斯溢出)之争.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及产品内分工发展,外部性更多地取决于同一产业和不同产业的企业间的互动与协调,因此,两种溢出都应引起重视.全国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苏州工业规划区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向规划区集中仅仅是简单的空间集中,并没有解决产业集聚度不高、外部性不足问题,以致产业效率极为低下.因此,要通过建设产业链,加快同一产业和不同产业之间企业的协作联合,提高规划区产业的集聚度,以增加“MAR溢出”和“Jacobs溢出”,推进规划区企业、产业的发展.     

德国劳资共决制对中国建构和谐劳动关系的启示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和社会结构重构期,社会矛盾突出,特别是劳动关系问题更是成为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战后德国成功推行以劳资共决制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化政策,使得德国尖锐的劳资矛盾得以缓和,劳资双方在社会伙伴关系中实现了德国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通过对德国劳资共决制建立和内容探究,以期为我国的和谐劳动关系的建构提供有益借鉴。     

高职院校德育审美化探析

当前的高职院校德育实效性不容乐观,德育审美化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依据.就高职院校德育审美化的实践路径进行探索,有助于促进高职院校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弟子规》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弟子规》与当代社会秩序的重构

最近几年,《弟子规》热在全国不断蔓延,不仅很多中小学开始教授这本书,更有不少企业以这本书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参照。通观《弟子规》全文,它不仅是一本简单的启蒙读物,其字里行间更蕴含着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秩序的要求与规范。当今国家大力推动社会建设,《弟子规》能够给予我们的启发很多,进一步分析与阐明《弟子规》文本的价值对其将有更进一层的认识与掌握。     

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事后诸葛亮”——兼评我国《专利法》第22条及《审查指南》中相关规定

"事后诸葛亮"问题在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非显而易见性"标准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防止"事后诸葛亮".美国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教导-启示-动机"标准是防止"事后诸葛亮"的一个重要武器,但巡回上诉法院却错误的适用了该标准.随着美国专利质量的下降和"KSR"案的到来,"事后诸葛亮"问题又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我国<专利法>第22条规定的"(突出的)实质性特点与(显著的)技术进步"标准及专利"审查指南"中的相关表述均存有问题,容易导致"事后诸葛亮"的产生.     

论村民自治权运行中的权力制约问题

村民自治权具有权利、权力双重属性。作为权利,村民自治权很容易受到国家行政权的限制、干涉或侵害,这就要求限制行政权在自治领域的效力,削减行政强权对自治权的压制;作为权力,村民自治权很可能侵害村民个体权益,甚至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要求国家立法权和司法权适度介入自治领域,防止自治权的滥用与无度。因此,必须合理划分和界定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权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立法权和司法权介入自治权的运行过程,实现对国家行政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制约,以维护和保障村民权益,使国家权力、村民自治权、个体权利在村民自治权运行过程中达致平衡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