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对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利益冲突的平衡

由于控股股东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滥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在于,公司法应力求在股东利益的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新公司法中的规范股东利益冲突的制度基本上维护了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保证了公司的运行效率,同时兼顾公平,给予小股东以特殊保护,实现了实质正义。建议完善股东大会法定人数等制度。     

文化因素对顾客评价服务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服务质量水平是由顾客对服务的期望和感知之间的差异决定的.具有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顾客对相同的服务产生不同的期望和感知,进而对服务质量水平评价不同.本文借鉴Hofstede的文化维度和SERVQUAL方法,构建文化服务质量指数(CSQI),对某代表性服务行业的顾客进行了实证调研,根据CSQI的统计和顾客对服务质量评价的结果,把服务行业的顾客分为四类.针对同样的服务,具有权力距离大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价值倾向的满足型顾客对服务质量水平评价最高,具有权力距离小与个人主义相结合的价值倾向的挑剔型顾客的评价最低,而权力居中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价值倾向的响应型顾客和权力居中与个人主义相结合的价值倾向的顾客(疑惑型)的评价水平一般,但后两类顾客占总数的比例很大,说明大部分顾客的文化价值取向都具有这些特点,他们对服务质量的评价具有代表性.     

论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感

语言能力的核心是语感能力,英语教学中语感的的培养十分重要.英语教学应在如下方面培养学生的语感:在读中感悟,增加学生语言实践能量,积累语言材料,培养学生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了解中西文化差异.     

李光前先生"多元文化共存"思想探究

爱国侨领李先前先生,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著名的"橡胶、黄梨"大王,对星马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深远.他与岳父陈嘉庚先生一样乐于捐资助学,其一生资助过的学校遍及星马,并在故乡福建省长期资助厦门大学、集美大学与梅山学村.着重描述在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星马地区,李先前先生沟通协调.努力创建种族和谐、教育平等的氛围,实现其多元文化共存的理想.     

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依法治国与以德固基的基本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 1 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认的基本“治国方略”,并由 1 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载入现行的《宪法》。当我们跨入 2 1世纪的新时期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 ,观察当代中国 ,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又根据“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的要求”,创新地作出了“以德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江泽民多次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     

提高南宁城市竞争力的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已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为现代化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城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城市并不是单纯的投入对象、建设对象和管理对象,而且还是可供开发利用的客体.而城市竞争力则体现为一个城市的综合能力.文章对南宁市城市经营管理的现状以及优劣势进行分析,相应地提出了提高南宁市城市竞争力的努力方向和前景展望.     

演讲的语言艺术初探

演讲作为一种高级的口语表达形式,对语言的要求自然要高。若要进行一次成功的演讲,必须从研究演讲的语言艺术入手,探索其特点及规律。做到：准确简洁;通俗平易;生动形象。     

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中的两种职能及其关系

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程序中担负的职能如何定性,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检察机关在一审、二审及再审中的活动表明其在刑事审判中实际行使公诉和审判监督两种职能。两种职能的性质不同,二者是互相独立的,因而不宜再由同一机关行使,刑事审判监督职能应该从检察机关的职能中分离出来     

关于创建职工志愿服务体系品牌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志愿服务活动是活跃职工队伍、增强队伍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志愿者志愿服务项目的品牌活动,就是指志愿服务项目组织活动中,最富于特色、形成制度而最终长期坚持并造成一定影响的活动。它是一个标志,能极大的提高志愿者志愿服务项目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它也是一面旗帜,引领广大职工凝聚到志愿服务项目周围,开创工作生活的新局面。文章介绍了北汽北京分公司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活动的建设情况,并将在建设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品牌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做了阐述。     

清朝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及其儒学译述研究

“四书”域外传播史是“中学西传”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结合“礼仪之争”这一时代背景,可对比利时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的儒学译介成果进行梳理,重点关注他于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儒学典籍译著《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进而以该书《中庸》译文为例,比较卫氏译文与其他拉丁文译本之间的异同。一方面勾勒出16-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典籍翻译与阐释的基本路径;另一方面着重探讨卫氏译文的独特之处及个中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