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表现为无视公司的独立人格,揭开公司的面纱,让公司背后的股东站出来直接对公司债务负责,而实质上该法理的适用结果不外乎是对公司股东有限责任的一种排除,或言之为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虽确定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未在法律条文中明确其适用的相关问题,该制度于实践中将有被滥用之危险。为此拟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进行分析,以规范该制度的适用。     

信用制度的多角度理论解释及其政策启示

对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信用理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声誉模型等理论进行多角度的解释。系统地总结和分析这些解释,有助于从中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     

论社群主义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社群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修正,以社群的共同实践和交往说明个人权利产生的基础,以社群的历史沿革和传统说明自我人格的形塑,认为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抽象的权利。社群主义思想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社群主义的视角使我们看到了公民私有产权、政治参与、社会安全网以及美德教育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具体主要表现在:过分重视公益容易践踏公民权利;政治共同体要为民众的政治参与设置平等的进入管道;国家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集聚社会资本,培养信任、合作、互惠、诚信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利益有效表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动力、构建和谐农村的必要条件和提升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重要源泉。农民利益表达权的缺失源于过于强大的官方话语和精英逻辑、地方政府恣意扩张的逐利行为、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党权威对农民话语的压制、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且自身拥有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本不足等因素。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应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转变基层政府职能、重塑乡村治理格局、引入协商民主载体以及提升农村社会资本存量,培育造就新型农民。     

民愤与司法公正

从民愤的内涵来看,它作为人民大众对罪恶的愤恨,因其是社会上多数人所持有的道德评判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但是,如果这种“正当性”被无限度地放大,它将因此丧失其“正当性”,而沦为一种暴政。因此,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公众在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重判或轻判上所依据的是主观的道德判断,与司法程序所依据的经过法定程序认定的证据是存在冲突的。司法活动中,应审慎解读个案中的“民愤”。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以浙江省为例

文章结合浙江省的实际，着重论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建设“平安浙江”、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认为人与自然相处不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建议进一步提高认识，紧紧依靠科技进步、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以及加强制度与机制创新，同时宣传、发动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深入理解、研究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对不和谐的发展坚决说“不”，使全省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文明之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     

青年意味着责任

青年面对着最广阔的未来发展领域,青年意味着责任。新世纪的青年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他们关注一系列的涉及社会与自身的未来发展的问题。研究整理这些方面的问题, 做出科学的评析,对青年的成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活儒学”以及公民道德问题

中国的传统儒学实质上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植根于生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即礼的问题。就此而言,生活儒学对当今的公民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刑事司法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的冲突及其消解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导向无疑是构建符合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要求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愈演愈烈的涉法上访等现象无疑揭示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及其裁判结果的强烈不满,从而使刑事司法的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产生显在的冲突。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原因或许是我们过于强调刑事司法在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向度上的改造,而忽略了社会公众的认同。而社会公众一旦对刑事司法改革产生感情上的疏离,仅仅依靠刑事诉讼制度的完美设计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刑事司法改革获得最大程度的公众认同,缩小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的距离。     

论市场营销理论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内地,开始其专业化、职业化及本土化的发展历程。文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和难题,提出导入市场营销理论,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和组织的专业形象,运用营销组合策略,把社会工作专业及其组织推向市场,面向政府、企业、公众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获得其发展壮大的资源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