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建立相对集中的中国政府机构

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年底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要研究完善政府机构设置,实现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①     

对侦查阶段证据收集的思考

侦查阶段证据的收集,是指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定程序,发现、采集、固定证据的诉讼活动,对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侦查阶段证据收集的性质还存在一些误解,这也是造成非法取证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标准研究——以水资源为例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关系到我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成败的系统工程。探讨了民族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均衡机制,实证了考虑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的核算方法是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生态补偿标准应该在不低于这个下限范围内才有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由此出发,在系统总结民族地区生态补偿中已有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的核算范围的基础上,建立了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直接成本核算的一般性框架,提出核算机会成本计算方法,可有效提高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准确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为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了方法支持。     

平等、资源与规则——关于两种制度体系理想类型的人类学分析

平等话题是伴随人类社会结构性差异的社会过程。本文不将在讨论平等问题上扩充其范围,而是由拉米斯对平等与规则合法化的探讨为端,延伸至资源,阐释平等与规则之间资源的意义。论文将引述马克思以及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观点,探讨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认为可将这一分析归结为人类社会的两种制度体系理想类型,即资本主义资本物质体系与地方性象征意义体系。     

网络监督发展趋势与对策——基于软件工程学中的瀑布模型分析

网络监督发展迅速,其监督的内容纷繁复杂,当前主要以反腐败为重点。引导网络监督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执政党以前瞻性的视角,分析其发展规律,才能在网络监督的过程中,牢牢把握主动权,体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利用网络监督发展趋势瀑布模型,研究网络监督内容的层次性,引入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网络反腐和网络反庸并重的网络监督制度体系。在网络反腐和网络反庸取得成效的同时,网络监督的重点必然会依次加上对干部从政能力的监督、民主参政的诉求以及科学决策等各个方面。     

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从产生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发展。[1]在这过程中,各地司法机关始终从国家未来、民族希望的高度,从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发,探索并建立了一系列独特的工作机制,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护,体现了我国少年司法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和"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促使其顺利实现再社会化的价值取向。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使这些创新工作机制最终确立了下来,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     

做强产业金融,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

该文首先界定辨析了产业金融的概念,梳理分析产业发展与金融集聚的互动机制,指出国内产业金融存在的一般性问题,最后立足于推助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着力探讨政府主导的“政产金”合作模式.     

论社会主文初级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征、本质和基本架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

我国是在社会与国家高度同一的历史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没有经历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与国家分化的历史时期，而“所有权、自由、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正是这种分离所造就的，因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表征为社会与国家现实的分离。但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从所有权上消除了二者冲突和对立的社会根源——资本支配劳动，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也减轻了其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娩的痛苦”。同时，这个“从根本上消除”意味着社会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这样，社会与国家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的和谐关系，它需要同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化的国家，以便在“现代化”这个更高层次上为社会将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创造条件。     

国家身份、区域环境及中国的新地区主义战略选择

每个国家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与自身身份相称的国际责任，而国际责任又是国家身份逻辑的自然延伸。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家身份在范围与结构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国际责任的拓展。面对身份剧变所带来的“身份困境”以及国际社会中一些过分夸大中国实力的不实言论，中国的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强迫交易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强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针对人时以轻伤为限，针对物时以“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为上限。行为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又实施强迫交易犯罪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区分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主要应结合“是否存在特定的交易”、“所牟取的非法经济利益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和比例”、“使用暴力、威胁手段的程度”等三个方面作出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