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身份协议的社会性别分析

婚姻身份协议正以越来越丰富的形态出现，中国民事立法尚未对其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对其效力认定不一。婚姻身份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契约，它是饱受家庭暴力、婚外情等行为困扰的女性自我保护的一种救济手段。但建立在性别不平等基础的婚姻身份协议必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这些受侵害女性的权益保障命题绝不仅仅通过婚姻身份协议就能够完成，它需要国家公共政策主要是法律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从犯罪客体看我国的婚姻家庭类犯罪——以浙江虐童案为例

从浙江虐童案可知,家庭关系外的虐待行为同样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虐童案不能适用寻衅滋事罪,从处断上也不能适用虐待罪。婚姻家庭类犯罪应当脱离婚姻家庭关系这一刑法客体对其的束缚,顺应1997年《刑法》修改的潮流,将婚姻家庭类犯罪扩大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广义上的同类客体之中。     

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出路——施特劳斯基于古典“最佳政体”观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反思

现代自由民主制一直推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但它由于“道德中立”原则的困境与“公共之善”的缺失而在人性观与道德观上暴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危机。对此，列奥·施特劳斯指出，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批判必须要找到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即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体”观念。古典意义上的“最佳政体”观具有一种宏大的“整全”意涵，它立足于一种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并试图在实现人类优异性、完满性与德性的目的指引下提供一种良善的制度安排，培育出理想的公民和杰出的政治家。因而，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自由民主制以庸俗的人类平等和个人权利为前提的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个人自由与异质的个体幸福为归宿的政体目的、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以搁置人的个性发展而单靠制度建设来推进政治成功的政体理念，从而为我们解决由公共精神的陨落和道德基础的覆陷而引发的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思路。     

谈谈警察再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警察再教育是全面提高公安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措施,要搞好警察再教育,首先要提高广大警察对再教育的认识,加大物质投入,采取多种形式,尽快使公安队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变化与广东民营企业人本管理模式构建

近年来,到广东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文化素质、观念、维权意识、社会需要方面都有很大差异。由于广东不少的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观念陈旧,不能适应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变化,损害了农民工权益,引起劳资矛盾,使大量的农民工流失。广东民营企业应改变其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用人性化的管理手段,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层次变化,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新中国第一次军事大演习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海防成为国防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抗登陆作战理论研究,建立我军的抗登陆作战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战争的准备情况,就显得极为必要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1955年11月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抗登陆作战演习。这是我军第一次在模拟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也是建国后我军首次组织的规模最大、影响深远、最能体现当时军事训练特点的诸兵种联合军事演习。     

2006:世界进入"多极混乱时代"?

2006年世界正走向“多极混乱”。中东两场战争、双重核危机、俄罗斯东山再起,美国穷于应付。布什政府政策失误是世界滑向混乱的直接原因。全球化带来的集中化和分散化则是深层次原因。世界走向多极是一个进步,但在多极化的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多极混乱时期。     

试论主导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别

按照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中地位的不同,可将意识形态分为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无法当然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当统治阶级发现自己主导的意识形态不能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时,就必须从科学性、价值性、可行性和艺术性四个维度进行深刻反思,以制定正确的意识形态政策,保证主导意识形态真正的主导地位。     

论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面临日益增多的暴力袭警事件,必须加强刑事立法,使警察的执法权益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在刑法总则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内容中增设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有关袭警犯罪的内容,以加强对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提高维稳工作水平增强公安机关处警能力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历史阶段,各类社会矛盾纠纷进入活跃期和高发期,并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探讨新时期如何提高维稳工作水平以及增强公安机关处警能力,便成为当前乃至今后行政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