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的一个新范例：杭州市综合考评体制的“大监督”模式研究

在中国实行大部制改革不应该是简单的职能和机构的重组与合并，其核心在于处理决策、执行与监督权的关系，这层关系的处理必然涉及到执政党、人大与政府等主体的关系。西方的大部制改革无法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完整的经验，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的资源来探讨中国式大部制改革的方案。杭州市综合考评体制整合执政党、政府和人大等机关进行多层面的综合考评经验为大部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大监督”模式。这一范例为推进在更高层面“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但其本身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浅析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

当交通工具演变为杀人机器时，“交通肇事”即发生质变成为了其他危险方法；当法律拟制的过失被证据推翻时，间接故意自然同时被证明成立；当犯罪未遂中的间接故意难以证明时，司法实践往往选择了结果发生后的犯罪既遂提起诉讼。     

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研究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走向大治的基本方针;重新肯定了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正式宣布恢复并接续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的措施和做法;对当时一些引起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给予明确回答。尽管会议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坚持并贯彻了两个凡是,但是,在宽松的环境中,会议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对后来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Enacting the “Incomprehensible China”: Modern European Jurisprudence and the Japanese Reconstruction of Qing Political Law

The great ambi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from the time of its debu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the reformulation of Chinese law and politics.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xamples of this ambition is The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Qing Empire [Shinkoku Gyōseihō], a monumental enterprise undertaken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aiwan intended not only to facilitate Japanes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of Taiwan but also to reorder the entire politico‐juridical order of China along the lines of modern rational law.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egal analysis embrac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Qing Empire and recounts its attempt to reconstruct the Qing's “political law” (seihō) by a strange, ambiguous, and hybrid resort to “authenticity.” The strangeness of this Japanese colonial production comes from Japan's dual position as both colonizer of Taiwan and simultaneously itself colonized by “modern European jurisprudence”(kinsei hōri). In uncovering the effects of modern European jurisprudence on the Japanese enterprise, we will discover Japan's pursuit of its own cultural subjectivity embedd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Qing Empire, epitomizing the campaig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observable in the process of East Asian legal modernization.     

售前混淆之批判和售后混淆之证成—兼谈我国《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

商标的售前混淆和售后混淆是近年来在我国《商标法》研究中新引进的两个概念。从售前混淆行为的本质出发，对将该行为放入《商标法》并作为一种商标侵权行为来加以规范的科学性进行了质疑，认为该行为不符合商标侵权行为的一般样态，不宜作为商标侵权看待，留给反不正当竞争法管辖较好。同时文章对售后混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展开了探讨，认为该制度对“潜在消费者”的发现，看到了商标权垄断顾客的未来性，有助于为商标权人提供完整的激励。在此基础上，最后对我国未来《商标法》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理想目标与现实问题:公共政策工具选择的基本取向

公共政策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是价值目标的选择,更是实现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途径与手段的选择.政策工具的选择贯穿于公共政策过程始终.纵观大量的政策实践活动,政策工具选择的不当是造成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在政策理想与政策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探寻合适的政策路径.政策工具的理性选择存在两种基本取向--理想价值目标取向与现实政策问题取向.文章以义务教育教师政策为例,对政策工具选择的两种基本取向进行了分析.     

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原因及其治理对策

目前,道路交通拥堵现象是城市的多发病症。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道路交通规划、建设中存在较大的不合理因素,缺乏先进的交通管理理念,交通组织和管理人才缺乏,交通组织不合理,交通设施配置不科学,公民交通参与意识不强。为此,必须科学规划城市道路建设,统筹治理,加大交通管理学科体系研究,理顺行业办学机制,把好交警入口关和现有交警培训关,运用先进的交通管理理念进行管理,完善交通设施,从细微问题入手找出疾症,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宣传教育,培养公民主动参与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治理城市道路交通拥堵这个顽疾,保证城市道路的通畅。     

久期在衡量银行利率风险中的运用

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问题日益突出。利率风险衡量已成为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文章给出了一种衡量利率风险的有效工具——久期的概念,并探讨了久期在衡量银行总体利率风险以及衡量银行单个(或单种)资产或负债价值的利率风险中的运用。     

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双重性——论马克思的资本文化哲学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运动有着否定性与肯定性并存的两面性：资本的肯定性就在于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资本的否定性在于资本本身的反人性、反历史以及最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本性。但即使是资本的反人性问题,马克思在批判异化时,承认了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马克思还认为,资本的文化逻辑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提供了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即自由时间的现实性存在,这是更深层次上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积极意义。     

法官:基层司法的主体——全国32个先进人民法庭法官的实证分析

32个先进人民法庭中广义上的法官是基层司法的主体,各人民法庭法官的数量与构成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各有不同;法官的年龄普遍较年轻,性别上女性比率上升,其中有2个有特色的"女子法庭";法官根据法庭要求或个人追求均注重学历的提升;法官在工作中不断接受旨在提高职业素质、已形成制度化的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并各有成效。这些先进人民法庭的法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整体素质高,单位及个人均重视专家型法官的培养,法官学习内容与法庭特点相适应,社会变迁使男性、阅历等传统的优势式微等。同时法官队伍建设中也可能存在过度追求学历的形式主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