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理由

在当今刑事司法领域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人权保障的同时,很多犯罪被害人却沦为一个被忽视的弱势群体。20世纪60年代以来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一些国家兴起,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在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也理应关注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缺位已经成为我国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块短板。我国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具有诸多现实意义,也具备了立法的可行性。     

差异化布点:激发高校共青团组织活力新机制

在多元化色彩显著的社会转型期,活力建设在具有高校育人功能的高校共青团组织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差异化布点是提升高校共青团组织活力的关键之一,其核心是把差异原则、互动原则及统筹原则统一起来,形成既为团员学生提供符合自身需要的平台,又体现共青团组织主导作用的活力.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对强戒人员回归社会“无缝对接”的思考

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返回社会后,常常面临社会不认可、家庭不接纳、工作无着落、生活无来源、交往无朋友的尴尬局面,不能顺利融入社会,由于自身素质较低及复杂的社会原因,外界的因素极易诱发他们复吸和重新违法犯罪,形成社会治安中新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如何搞好强戒人员回归社会的＂无缝对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复吸和重新违法犯罪率,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有效提升公安民警使用武器技能的对策

警察使用武器打击犯罪是法律赋予的警察强制手段的最高层次。为了在警务实战中有效地使用这一强制手段,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警察自身的安全,每个警察都应熟练掌握武器使用技能。而当前我国公安民警使用武器技能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不少地方的民警是用而不练或练而不精,甚至不用也不练,这就给民警执法安全埋下了严重隐患,甚至因此发生流血、牺牲的个案。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应充分重视民警武器使用训练,教官应更新观念,提升执教水平,加强训练管理,认真严格施教,科学、有效地提升民警的武器使用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民警伤亡。     

论我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犯罪控制模式的选择

我国城市化进程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紧密结合,在治理城市犯罪时,必须采取传统的重点治理与现代心理防控相结合等手段。只有这样,我国日益多发的城市犯罪现象才能得到有力的遏制     

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失及其保护

在农业女性化趋势凸现的时期,妇女的土地问题已超出了妇女自身利益的范围,成为关系农户家庭经营效益、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妇女土地承包权流失的原因,可以说是农村在高度依赖土地收益的情况和＂从夫居＂的传统文化下,形成了无性别差异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与政策,产生农村社会男性对处于边缘婚姻状况的女性的排挤,导致妇女土地权利产生的诱致性因素,通过村社集体行动成为事实。因此需要以社会性别为分析框架,通过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将个人权利独立出来消除性别差异,改进法律规范的创设和实际执行,改变土地承包权的＂户籍分配＂规则,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标准,提高妇女的维权意识和维权地位,促进女性平等土地权的实现。     

依法治国理念的本质分析

市场经济、和谐社会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法治则是解决这种天然矛盾的最佳途径.依法治国的本质在于用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法"控制、约束国家公共权力,防止其随意扩张和滥用,以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法治视野下的国家公共权力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人民主权、权力有限、分权制衡、公正公开.弘扬法治精神、坚持依法治国是我们政法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校车安全问题何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对校车安全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行动者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校车安全政策议程是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之时推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汇合的结果。相比垃圾桶模型、触发机制模型和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模型在本案例中更具解释力。同时,多源流模型面临中国情境,源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完全独立。拥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从政府机构中打开"政治窗口"的可能性,这为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应用与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最后,指出阻碍校车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不通畅、政府部门对焦点事件处理能力和水平不高、管理权限划分模糊。为此,应创建有效的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积极关注媒体舆情,扩大问题来源、科学合理划分管理权限。这些问题及对策对于其他政策领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启迪所在。     

从使用武力法看保护的责任理论

保护的责任是21世纪初国际上出现的新理论。将该理论中的军事干涉因素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使用武力的规定进行比较,观察近10年来国际社会的有关实践,可以认为该理论并未在国际法上改变现行的使用武力法规则,国际社会对该理论中军事干涉问题并未形成共识。现阶段对以军事手段实施保护责任应持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