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钟与台湾古典诗社的三次发展高潮

清代同治年间,诗钟传人台湾,各地社团纷起,形成了台湾古典诗社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日据中期,诗钟在台湾重新兴起,它与击钵吟一起,相互促进,互为推助,形成了台湾古典诗社的第二次发展高潮;1949年前后,一大批大陆诗人特别是闽地钟手相继渡台,又为台湾古典诗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从对台湾古典诗社三次发展高潮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诗钟作为一种文体在台湾文学中的独特存在与深远影响.     

迁台后国民党当局在琉球问题上的政策演变——兼论琉球对中日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琉球政策的制定上,是外宣托管,内行收复.但琉球政策的制定,在战略上突出了琉球的重要地位,却忽视了介于台湾和琉球间的钓鱼岛问题.由于国共内战的加剧以及东西方冷战,在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美国放松了对日本的各种限制,使得日本加强了对琉球的影响与控制,国民党当局因此对琉球政策的实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然而,由于自身实力的孱弱,国民党政权始终无法夺回琉球问题的主动权,最终不得不面对琉球被日本实际控制的局面.介于台湾和琉球间的钓鱼岛主权问题,也随之而来.     

经济理性、商业道德与商业秘密保护

尽管商业秘密已经被作为一种财产权来看待,然而却不像专利、商标和版权那样拥有事先通过立法确定的权利边界,因而在商业秘密纠纷案件处理过程中,法官首先需要厘定商业秘密的权利边界.在缺乏法定财产权利边界的前提下,只有通过判断有关各方的行为的正当性来间接地、迂回地确定权利边界.在判断行为正当性的具体法律技术规则缺位的情况下,道德规范就将担此重任.与私人生活领域的道德规范所不同的是,适用于商事领域的道德规范--商业道德,融合了"经济人"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因而,这种兼顾利己和利他秉性的商业道德就成了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要理论基石和基本规范.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当代构建

社会主义是一种现实制度,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深刻体现了科学主义价值理想,是现实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必须坚持的最本元的核心价值观。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就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逻辑,将自由民主、公正共富和新集体主义等置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关键地位。     

论德国行政诉讼中司法权的边界

德国行政诉讼中法院的受案范围几乎不受限制。行政法院对行政案件有完全的管辖权,可以主动、全面、深入地审查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一般无须尊重行政机关在事实判断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不过,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行政判断余地等理论的发展,行政法院对行政主体进行强势监督与制约的格局有所松动。另外,行政法院在判决与执行中恪守权力分立原则。德国行政诉讼中这一权力边界格局的形成,是与其宪政体制、法院分工、法定法官原则、二战后对公民权利的重视以及发达的公法理论等紧密相关的。     

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合理性——以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为视角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香港特区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是一国两制下的特殊安排,更是特别行政区和每位中国公民的法定义务和神圣责任.努力树立特区政府的良好形象,提高特区政府的公众信任度,培养香港居民的国家意识与国家安全法律意识,有效监管在港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有助于尽快完善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立法.     

日本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二手车交易研究

日本是汽车生产大国,日本生产的汽车在质量、性能、节能环保等各方面均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当前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大量消费日本汽车。同时,日本的二手汽车也因自身质优价廉的特点,在国际市场上备受青睐。特别是对于汽车产业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俄罗斯来说,日本二手车更是一度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绝大多数居民的首选。然而,俄罗斯为了本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多次提高进口汽车关税,推行贸易保护措施,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日本二手车的对俄出口陷入困境。目前,日本二手车的对俄出口正处于一个逐步恢复的阶段,但是昔日的辉煌似乎很难再现。不过,由于俄罗斯汽车产业的现代化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可以预见在俄罗斯完成汽车产业现代化之前,其远东地区仍将是日本二手车的重要出口市场。     

县级政府维稳的政策规避行为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的视角

目前中国维稳实践中存在着较多的政策规避行为,上级政府与县级政府之间的维稳行政发包是一种政府间的委托代理行为。信息不对称和目标效用函数不一致是县级政府维稳政策规避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县级政府具有一定的自利性和较强的自主性,为其政策规避行为提供了可能和空间,维稳考核中的弱激励和强约束的效应直接催生了政策规避行为的产生。为了防止维稳政策规避行为的发生,应建立一套激励兼容约束的机制,谨慎使用维稳考核"一票否决",重视对维稳基础性工作的考核。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俄社会组织发展的"黄金时代"。苏维埃国家在这一时期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1921年3月-1924年5月,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初创,建立了宪法框架下社会组织部分自治的管理体制。从1924年5月至1928年2月,随着在经济领域运用市场经济机制措施的收缩,开始构建苏共主导型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1930 年 8 月通过了关于社会组织的新的条例,明确地将社会组织的宗旨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该条例的颁布和实行,标志着宪法框架下部分自治的管理体制终结,苏共主导型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确立。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摸索和建立治理国家模式,从相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一个缩影和组成部分。     

Mapping the landscape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1994–2017): network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patents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driving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to increasingly pursue internationalized innovation activities. During this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