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府应积极运用三种基本力量－－市场、民主和科学

本文认为现代政府应该积极运用三种基本社会力量,那就是市场、民主和科学.提出要进一步收缩政府活动范围,向政府管理领域引进市场机制,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要进一步实施政务公开、纵横分权等措施,以充分发挥民主监督、民主参与和民主自治的活力;要进一步完善科学决策体制,加强政府公务人员和办公设施的科学化建设,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有效作用.     

英国普通法"程序先于权利原则"的思考

"程序先于权利"是英国普通法中一项重要的原则,它产生和发展于令状制度的兴起与成熟,而之所以能够在普通法中形成程序决定权利的格局,不仅在于权利本身就和程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还在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中以程序为核心的思维方式.     

论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中商会的角色与作为

在近代中国,商会扮演着工商制度安排和变迁的参与者角色.具有制度供给和需求双重身份的性质和特征.商会参与公司立法取决于内外因的交互作用:商会本身所具有的参与法制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是其参与立法的根本前提;而政府对商会的职能定位是影响商会参与程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商会通过自拟商法活动和其他参与形式,积极推动公司立法的健全完善,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单一主体(政府)立法模式.国家力量与民问力量的交互作用,决定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具有以强制性为主、诱致性为辅的制度变迁特质.     

关于商法学中商主体概念的探讨

商主体,作为概念,是我国商法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基础概念之一;作为经济实体,是我国经济活动中主要的参与者和被管理对象.但是,在目前的商法学的权威教材中,不仅对商主体概念内涵的揭示是含混、相互矛盾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对商主体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也缺乏认真研究,从而导致理论学习和阐述上的混乱.虽然,统一的定义,在科学研究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对科学研究没有益处,但应该承认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商法学理论的发展和商法学理论对我国商事立法和经济管理活动的贡献程度.通过介绍、分析,比较我国商法学理论界对商主体、商人、企业和民事主体的概念的不同观点,并结合世界主要商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对商法学中商主体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区分的认识,并最终归纳出商主体的概念.     

实体经济发展中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引领的实践路径探索——基于全国12家企业、6所职业院校的调查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振兴实体经济,而产业工人队伍是振兴实体经济,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基于12家企业以及6所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发现当前产业工人在思想上存在职业自豪感不强、主人翁意识淡薄、学技能动力不足、建功新时代着力点不清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产业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用,围绕着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一系列新理念和新举措,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成逻辑、科学内涵、历史定位、显著优势、完善路径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提升了协商民主的实践价值,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价值,突出了社会公平的政...     

我国艾滋病行为干预的现实状况与基本评价

艾滋病行为干预是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技术手段,其内容框架主要包括对象、形式、目标、原则、措施等。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广泛开展行为干预,积极应对艾滋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要充分认识加强艾滋病行为干预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认真地执行艾滋病行为干预的政策规定,更加广泛、深入和持久地开展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活动,加大监管力度,分类实施相应的行为干预措施。     

我国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的重构

刑事强制措施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免受国家权力任意侵害的有力武器。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羁押性强制措施更符合这一价值体系的要求。     

农民增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邵阳农民增收调查的思考

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线,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的政策、市场的好坏、农民的文化素质密切相关。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政府责任,优化增收环境,探索增收对策。     

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述评

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启以来,马拉巴尔2020军演是美日印澳四国首次举行的联合军演。马拉巴尔2020军演折射出美日印澳四国针对中国的意愿及合作新进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基础和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机制,在近几年持续获得进展。美日印澳四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对四国与中国双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马拉巴尔2020军演后,原本紧张的中印及中澳关系继续恶化。美国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的竞争。美日印澳四国不但在安全领域针对中国,还营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拜登上台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继续强化。拜登比特朗普更重视与盟友合作,借由与日印澳三国磋商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化和常态化并走向准军事联盟。美日印澳四国明确表示不会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停止针对中国,但是在经贸领域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将改善对华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升级对中国安全环境及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拜登政府正在强化针对中国的印太地区多边安全架构。美国试图在外交层面让中国陷入孤立态势,在安全层面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将让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外交局面,更加险恶的安全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