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知识产权保护为进路

既相契合又相冲突的关系致使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性的保护。对符合知识产权条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保护,对知识产权不能提供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即使可以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保护,但亦有许多制度性缺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制定特别法的形式对其提供有效的保护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达尔富尔危机的和解进程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塑造和平、发展、合作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作为中国的重要盟友和日益重要的经贸伙伴,非洲大陆是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中非关系的持续发展也成为中国成就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最好证明.当前中国同苏丹关系及中国在达尔富尔危机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通过参与联合国和非盟在苏丹的维和行动、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国充分展示了承担大国责任的决心与能力.中国围绕达尔富尔问题所做的努力,体现了中国外交基本原则的强大生命力,也反映出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     

基本犯罪未遂的结果加重犯之犯罪形态议——以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为切入点

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结果出现的时候如何认定犯罪的形态更具有重要意义。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的认定分歧也导致此问题的认定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野。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都很难在实践中起到统一作用,从法益的侵犯、主客观相统一以及结果加重犯的构成、司法实践来看,采取相对的双标准说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沈家本的司法观

沈家本无疑是中华法系走向近代化的关键人物。他整理我国历代刑制,撷取近代西方法学先进理念,终将古老中国延续千年的律法带入近代。沈家本的司法观在清末改革过程中渐趋成熟,并在新律修订中得到较为完整的呈现:其一,司法独立,司法权与行政权应相互分离;其二,法制统一,法律不应有厚薄之殊;其三,刑罚应以教化为要,刑罚轻缓、狱制文明;其四,尊重人权,废止人口买卖。     

不动产占有人在交易中的权益保护

在不动产一物数卖的多重买卖纠纷中,如何评价不动产占有的法律效力,保护不动产占有人的合法权益,在学理上尚缺乏系统的考察。这既囿于传统物权债权的二分财产权体系思维的困境,又陷于占有、登记法定二元公示方式的窠臼,导致法官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常陷入法律适用的两难境地。实证考察当前我国不动产权属登记等现实状况,不动产登记制度仍存在缺乏公信力等问题。而考虑到司法实践已一定程度上认可不动产占有的法律效力,学理上应适度转变物权债权严格二分、占有登记严格二分的传统思维方式,确认不动产占有所包含的实体权益。在实践中强调以相对人知悉为中心的信赖保护,辅之以善意要件证明程序来构建不动产交易秩序。     

论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及其意义

我国所特有的"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我国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而成立诽谤罪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中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净化网络环境、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国企为何需要行政化的治理——一种被忽略的效率性解释

在中国,国企的行政化治理是一种必然现实,是国家作为企业股东以及国企作为公共企业的本质使然。行政化治理虽然一直被视为有碍国企商业化,但亦有其"效率性"的一面,它有助于国企得到更多商业资源和商业利益。而且,国企的行政化治理是一种世界现象,差别只在于其目标以及内容、手段和方式的不同。由此,国企面对的关键问题,就不是如何脱离行政化治理的问题,而是如何改进行政化的治理、进行何种行政化治理的问题,即如何跳出原有产权调控模式,从利润导向走向公共导向,提升治理的透明度,让国企为国家发展、为一般社会公众谋取福利。中国一直追求将国企打造成独立的商事主体,追求国企营利目标的实现,这显然背离了作为公共企业的国企本质。应当撩开国企的商事面罩,重新回到公共企业以及公共企业法的改革道路上——以特别企业法而非商事公司法的方式调整国企的设立、运营和监管。     

电话网络诈骗案件中受害人研究

目的 在电话网络诈骗高发背景下开展对诈骗受害人心理等特征研究,深入了解此类犯罪,为此类犯罪的控制和预防策略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案例回顾法对255例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特征进行研究和分析。结果 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中女性占51.6%,男性占48.4%,平均年龄29.75岁,学历分布在各个层次中。根据受害人表现的突出心理特征,分为“突陷困境后主动避难”类,占总数29%;“帮助他人”类案件,占总数23.1%;“期望好运气”类案件,占总数20.4%;“过渡信任网络交易安全”,占总数27.5%等。有40.4%的案件冒用警察等权威职业身份进行犯罪活动。研究证实受害人学历高低与信任和服从权威职业无统计学关系（F=4.627,P=0.201）。“期望好运气”受害人群有年龄差异,青年人更容易受骗。（F=32.4,P〈0.001）。结论 诈骗案件受害人特征与传统认识不同。受骗后存在急性应激心理、利他心理、服从权威、期望好运气等复杂的心理特征表现。     

大数据视野下地方金融数据监管的发展创新

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业务跨行业、跨市场、跨领域的趋势加大了金融数据风险系数。从广西地方金融数据监管现状来看,金融数据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传统监管机制乏力、数据孤岛尚存等问题进一步增加广西地方金融数据监管难度。应从央地两级共同完善金融数据监管立法,提升广西地方金融数据监管水平,同时建立规范化的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充分发挥地方多元主体的监管合力,以此构建广西金融数据法治化监管体系。     

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变化与中日韩合作

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经济模式受到种种质疑和挑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大国将为世界带来种种机遇。在此背景下,美日两国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纷纷调整其亚太政策。美国希望调整该地区合作"制度"规范亚太合作进程,日本希望通过呼应美国TPP战略来干预亚太一体化进程。东盟国家希望通过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强化在亚太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中日韩FTA谈判不仅有利于三国的经济利益,也将对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的同时,还必须加速本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