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遗嘱笔迹检验

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物所做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在遗产纠纷案件中,遗嘱文件的内容及签名是该遗嘱文件真实和有效的标志。同时当遗嘱生效时,遗嘱人已经死亡．无法收集到更多可供检验的实验样本,通常情况下,此类案件可供检验的字迹数量较少,这就给笔迹检验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此,我们注重对遗嘱笔迹案件检验的总结、研究,有利于对此类案件的检验。     

商品房地下室权属法律问题研究

在人们住房空间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物权法》未对与商品房业主福祉关系密切的商品房地下室所有权做出明确判定,而人们对于物权的概念也存在一些误解,围绕其产生的许多纠纷也不断见诸报端。对商品房地下室中规划属于人防工程部分,一般认为属于国有,事实上,人防资产并不等同于国防资产,承认其非国有性并不影响其人防使用功能,简单地将其归为国有,不可避免地将置《人民防空国有资产管理规定》于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的尴尬境地,应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确认其权利归属。其他部分地下室,依据地下室建设成本是否纳入销售价格,将其作为地下室权属判断标准,是使用经济学的观点来代替法律的推理,而将商品房地下室一概纳入商品房面积公摊范围是没有根据的,但对于已经纳入面积公摊范围的,应确认其业主共有权。     

对建立我国法律援助律师制度的探讨

建立法律援助律师制度是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举措。在中国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不很发达和法律援助需求日趋增长的状况下,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协调发展,促进律师制度的完善,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应用AFLP检测大麻遗传多样性

目的 筛选对于大麻多态性好的AFLP引物标记来区分大麻品种.方法 利用AFLP技术用55对引物组合对12个大麻地域品种进行初筛.结果 选出5对多态性好的引物组合进行了遗传多样性研究.每对AFLP引物组合扩增出47～76务带.共获得285条带,其中多态性条带为99条以及10条品种特异带.结论 AFLP对于大麻具有很高的分辨率,为今后深入地研究大麻植物遗传多样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多媒体网络技术辅助英语听力教学浅探

本文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和"以人为本"的学习观,依照英语听力教学的规律,通过对常规英语听力教学存在的不足与多媒体网络技术下的听力教学的优点的比较和分析,着力倡导多媒体网络技术下的英语听力教学。文中结合多年的工作实践,提出了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旨在引起同行的关注与探讨,进而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资源,切实提高英语听力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     

试析国际关系民主化及中国的战略抉择

国际关系民主化作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在冷战后继续向前发展.中国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进者.这不仅顺应了历史趋势,也符合时代的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有其深刻的内涵.倡导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中国面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     

论罪犯教育个性化

过分强调罪犯教育的统一模式 ,不利于罪犯教育质量的提高。调整、改革罪犯教育思想和方式 ,把罪犯教育改造成为既适应社会需要 ,又有个体特色的新人 ,是罪犯教育面临的必然选择。应当明确罪犯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注意提高罪犯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 ,在改变罪犯个性心理结构上下功夫 ,建构有助于罪犯教育个性化运行的狱所环境     

计算机取证技术在犯罪案件侦破中的综合应用

计算机取证技术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公安机关获取证据、发现证据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被广泛地用来解决大量的计算机犯罪和事故问题。文章结合计算机犯罪调查四因素及其关系模型,通过一个成功的典型案例来说明计算机证据获取、分析技术在案件侦破中的综合应用,以供参考。     

韩国社会多元文化的现状与多元文化教育的兴起

在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趋势下,很多外国人涌入韩国这个由单一民族组成的社会成为移住民。为了让本国人跟外来移民和平共处,韩国政府改变了一如既往的同化主义政策,韩国学术界也陆续提出开展多元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具体建议。韩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从仅针对少数弱势群体和种族进行教育,开始转向针对所有韩国民众进行以平等、自由、正义、尊严为哲学基础的公民素质教育。这种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让韩国社会的普通民众和新来的少数移民者及其子女们一起,共同建设平等和睦的和谐社会。本文研究了韩国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兴起过程,进而了解韩国多元文化社会的现状和多元文化教育的方向。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再选择--行政机关的本源性权力与司法机关的延展性权力之博弈平衡

关于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模式的利弊,学界多有讨论。很多学者主张应当将行政强制执行权收归行政机关,但在制度设计上多有不同。在现行国务院机构改革及法治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可将行政强制执行权视为行政机关的本源性权力(应然权力)和司法机关的延展性权力(实然权力),并在此分析框架下,寻求该种权利在应然性和实然性之间的平衡,由此探讨将各级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机构,并使得司法权回归至监督权的本质。建立以行政机关为主、司法机关为补充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可以改变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中司法机关沦为行政机关的执行机关的尴尬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