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探索及其经验

毛泽东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十分重视党的先进性建设。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党的先进性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苏区时期,毛泽东把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着眼点放在思想建设上,奠定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基础;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着眼点放在党风、学风和作风上,找到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新方法;在执政时期,毛泽东把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着眼点放在防止腐败和发展经济上,解决了为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探索,为我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先进性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建立社区工会完善工会基层组织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企业精干主体,剥离辅体,大量由原先单位包揽的社会职能逐步向社区回归、转移,逐步使社区服务业社会化、产业化,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劳动者群体.这为如何适应城市建设发展,维护这些劳动者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全总提出的"哪里有职工,哪里就必须建立工会组织"的目标要求,提出了新的课题.社区工会的诞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蓬勃发展的产物,是我国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     

授权执法：提高中国海监机构依法行政能力的客观要求

中国海监机构虽然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专门执法机构,但至今未取得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这不仅不利于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简政放权和科学管理,也不利于发挥中国海监机构的执法主动性、高效性,还不利于海监文化的发展、海监精神的塑造。为提高中国海监机构依法行政能力,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立法使中国海监机构成为授权执法组织。立法授权中国海监机构独立开展海上行政执法,不仅法理有据,而且已有地方立法实践和其他海上执法部门的立法实践可资借鉴。     

乡村精英人才外流的社会影响与对策

乡村精英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劳动力转移的大潮中,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泸。导致生产发展优势劳动力缺乏,新农村建设中坚主体虚空。要解决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流问题,必须积极转变理念,实现乡村精英要才的合理流动。同时,应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土地的附加值,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使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要求、价值取向更加明确。维护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坚持正确的公平观和分配原则,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总体布局出发设计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社会和谐。     

让与担保制度法律构成初探——从权利公示的视角出发

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有所有权构成说、担保权构成说与介于两者之间的折衷说。从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出发,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分为形式上的权利与实质上的权利。在对外效力上,形式上的权利只要有充分的公示,第三人就可主张优于实质上的权利,而在对内效力上,形式上的权利则不得对抗实质上的权利。     

请求权:概念结构及理论困境

请求权概念的创造是民法从诉讼秩序到权利秩序演进的需要。"请求权"经历了从救济性手段到建构性基石的转变,其从具体的权利扩展为抽象的概念,不但有助于民法的体系化,更促成了以实体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维护模式的建立。但在多种意义上不加区分地使用请求权概念,模糊了相对权与相对法律关系,导致了责任法与时效法的结构性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诉讼标的理论。因此,应重新定位请求权的性质与功能,重新分析与梳理其相关理论,以淳化以法律关系为核心对象的私法体系。     

《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之解读

《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两个罪名,即"密切关系人受贿罪"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密切关系人"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其范围比"特定关系人"要广,除了近亲属、情妇(夫)和有共同利益的人之外,还可以是同学、老乡、同事、战友、朋友等。其实质在于,行为人基于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关系,能够或者足以影响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进而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实现与请托人之间的权钱交易行为。由于近亲属等密切关系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既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也可以独立构成密切关系人受贿罪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因此,要将其与斡旋受贿、共同受贿等行为相区别。     

‘Going institutional’ to overcome obstruction: Explaining the suppression of minority rights in Western European parliaments, 1945−2010

When and why do parliamentary majorities in Europe suppress parliamentary minority righ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uch reforms are driven by substantive policy conflict in interaction with existing minority rights. Government parties curb minority rights if they fear minority obstruction due to increased policy conflict and a minority-friendly institutional status quo. Empirical support is found for this claim using comparative data on all reforms in 13 Western European parliaments since 1945. A curbing of minority rights is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under conditions of heightened policy conflict and these effects are stronger the more the institutional status quo favours opposition parties. Contrary to frequent claims of consensual rule changes from single-country studies in Europe,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competitive strategies i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European parliaments. The conditional impact of the status quo provides interesting theoretical links to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rguments on path dependence.     

论《农民权益保障法》立法

文章从分析三农问题出发,认为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农民权益被损害的问题,是一个有效保护农民权益的问题,而有效保护农民权益的措施是制订《农民权益保障法》,并对《农民权益保障法》的立法设想做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