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法律问题初探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关于互相执行仲裁裁决的问题,香港和内地已有相关法律文件作了对等安排,但由于两地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的不同,统一的执行体制必须通过不同的方法、技术和途径来实施,这可能导致对有关当事人的潜在影响,如,裁决执行地的选择,为当事人选择执行地和规避法律提供了可能.     

试论条理法在调整特别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以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解决机制为例

在大陆法系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特别权力关系已不断变异和逐渐式微,应当积极探索和发展更符合行政法制实践要求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和行政法规范体系.实践证明,仅用一般法规范调整特别权力关系有许多局限和无力感,重新认识条理法已成为行政法制建设的新课题,不仅运用一般法规范而且兼用条理法来调整特别权力关系就体现出特殊优势并具有特殊功用.公立高校管理行为关系尚属具有特殊性的一类特别权力关系,许多典型事例表明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解决具有复杂性和特殊困难.积极运用条理法有助于系统和妥善地解决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有助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推动公立高校和谐发展.     

对“技术侦查”价值关联的思考——兼论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技术侦查手段在侦查实践中得以广泛使用,具有重要的侦查价值。对技术侦查的研究不能囿于其概念本身,也不能基于理想化的人权保障理念而脱离侦查实际片面强调对技术侦查的限制。应坚持价值中立的态度,从价值关联的角度去考量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网络社会秩序建构的法律路径研究

网络社会同样需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要把有序关系引入到网络社会中．需要借助于法律的作用。由于网络社会秩序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法律体系诸部门特别是民法、知识产权法、刑法、行政法等协同作用。要充分发挥法律对网络社会秩序建构的作用．应克服“网络法律虚无主义”和“网络法律万能论”两种错误倾向。     

论邓小平的三大经济思想

邓小平三大经济思想是指邓小平的关于发展生产力、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以及其最先倡导的市场经济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最重要的经济思想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他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获得的新认识；邓小平关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对于改革后打破传统的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制是重大的贡献；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对于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认识基础。     

对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实践的分析和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长和犯罪低龄化是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执法理念、审理方式、处罚方式和量刑幅度直接关系到他们将来的前途和命运,也是一直以来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不断在探索的方向,应该慎之又慎。从检察实践者的视角,以体现人性关怀和司法进步为理念,对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采取怎样的审查起诉方式办案、检察机关如何参与建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社会化体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鲍德里亚思想的进展及其困境——从与马克思思想的相关性来看

鲍德里亚思想的发展与其对待马克思理论的立场密切相关,大体经历了补充、反思到最后彻底否定的转变过程.鲍德里亚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和历史阐释方式,以社会的变迁来批判马克思的生产批判范式也存在巨大的理论问题.当今历史的变化没有溢出商品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和资本的批判仍然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商品生产和资本运行的组织原则在意义文化领域内全面贯彻,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及其基本原则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不是"生产批判范式"的破产,而是进一步形成了生产批判范式的完整语境.     

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理念、立法目的和指导原则再检讨——兼从年度报告看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理念、立法目的和指导原则的实现情形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实行阳光行政和法治行政是当今的一个世界潮流，《公开条例》的颁行具有里程碑意义；政府信息公开法具有现代的法治理念和理论基础，其立法目的首先是实现和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服务宗旨和便民原则是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原则体系中的一个亮点；从年度报告看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实践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需要认真解决好认识问题，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法的革命性作用。     

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深层机制探究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态度、综合素质、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等都对政策的有效执行产生影响 ,甚至决定决策执行的成就。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本身又深受其背后的多种深层机制的影响 ,如政治社会化机制、成本收益预期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构建

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具体追偿制度缺位等诸多问题。一般而言,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仅指向加害方追偿。目前,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的建构具有立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具体应包括发现、追偿、处置、救济四种机制。为实现该制度的长效化,除追偿资金外,还可以探索将追缴的犯罪所得及收益、罚金和没收的财产、监管场所在押人员的劳动创收等全部或者部分纳入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以拓宽其资金来源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