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利用韩国企业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展望

随着韩国企业在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布局趋于完善和成熟以及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深入,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产业转移,大规模进入新疆等中国西部地区已成为必然。但目前韩国企业在新疆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上一直徘徊不前,相较东西部其他地区的投资额也有明显差距。因此,为了释放新疆与韩国的经济合作潜力,建议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促进经济合作和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直接投资的吸引力;通过吸引更多韩国跨国公司,扩大投资规模。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加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党治国理政、富民安邦的根本指针和行动纲领.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反腐倡康建设,着力构建反腐倡廉建设的长效教育机制、制度保障体系以及长效监督机制.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的体会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动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俄罗斯强势复兴及其战略影响

2006年,俄罗斯呈现出强势复兴势头,经济崛起势头强劲,治国理念进一步成熟,外交的自信心与独立性显著增强,军事力量继续提升.强势复兴使普京对俄的国际角色重新定位:在国际政治中,不仅要成为"全球议事日程"的"参与者",更要成为"制定者";在世界经济中,不再做"被剥削者",而要做"得利者";在对原苏联国家关系中,不再做"供养者",而要充当"主导者".俄罗斯复兴及其相应的战略调整对国际格局及中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但俄罗斯复兴引起外部强烈反应,俄面临的国际环境未见明显好转.     

应税事实依据经济实质认定之稽征规则——基于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12条之1的研究

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12条之1课税构成要件之认定及明订举证之责任,将税捐稽征中已实行多年的实质课税原则条文化。当避税安排的法律形式与其经济实质不相符时,稽征机关认定应税事实应以实质经济事实关系及其所生实质经济利益之归属与享有为依据。由量能课税原则导出的实质课税原则,重经济实质甚于法律形式,是实现税捐正义的实质性手段,并不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稽征机关实质课税的自由裁量权理应谦抑行使,其以税捐负担的公平分配为原则,以不损害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为底限。稽征机关依据经济实质认定应税事实,应依法承担举证责任,纳税人依法应尽协力义务,否则,稽征机关有权推定应税事实。大陆《税收征管法》亦应增订实质课税原则。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离婚法研究回顾与展望

无论何时,离婚条件、离婚程序、离婚效力、离婚救济等问题,都事关人们对自由、公平、正义的追求。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三十年间,中国内地年获准离婚人数,从1978年28·5万对、1988年65·5万对上升到1998年119·1万对,     

中德(日)犯罪成立体系比较分析

我国刑法界目前正在进行"犯罪构成体系重构或者完善"的讨论。"重构说"强调应以德国及日本的犯罪成立体系为参照,对源自前苏联的我国通说性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全面改造,而"完善说"对通说体系的态度则以调适修补为基调。因而,站在解说中国问题的立场对德日体系之利弊得失作出评析,便尽显必要。     

香港与内地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的借鉴和融合

通过对香港和内地在仲裁裁决司法审查范围、标准和技术方面的综合分析,本文认为两地在司法制度、法治发展和仲裁理念上的较大差异导致了两地在对待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上之截然不同。重要的是,香港法院对仲裁的支持态度及其具体审查操作的先进经验,可为内地在这一领域的改革提供重要指引。《香港与内地关于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实施近十年来,已逐渐出现两地仲裁界和司法界在审查制度面向上的趋同。惠于"一国两制"和"更密切经贸关系"的大背景,相信两地间商事仲裁的融合会更加蓬勃发展,为中国跨境商事活动提供更好的争端解决服务。     

侵权冲突法一般规则之确立——基于罗马Ⅱ与中国侵权冲突法的对比分析

2007年欧盟《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罗马Ⅱ)是侵权冲突法立法的典范。罗马Ⅱ洋溢着平衡与理性的精神,但关键处亦偏袒欧盟国家的利益需要。中国侵权冲突法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对比罗马Ⅱ与中国侵权冲突法的一般规则,指陈各自的利弊得失,揭示各自所需服务的特殊法律政策,探索侵权行为地法、共同住所地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意思自治这四大系属公式在侵权冲突法的一般规则中的最佳结合方式,有助于我国在当下的国际私法立法中构建科学合理的侵权冲突法的一般规则。     

当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与问题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把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作为整个金融改革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防控金融风险和危机的需要和必然反映。从目前来看,加强和健全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等方面,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关系着国际间利益的分配,我国对每一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都应视其情况,研究和采取恰当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