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致余世诚教授的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东营市石油学院马列教研室余世诚同志尊敬的余世诚同志: 根据您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杨明斋1930年后在苏联居留情况的询问,我受委托告知您如下: 据查存档文件,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非法越过中苏边界。到1930年秋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来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译者按)并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在那里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到了莫斯科并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     

一支曲别针的侦探故事——电子计算机可以指出罪证

<正> 一位长时间出差,途经几个城市的飞机乘客在归途中,发现在自己的手提箱里有一块砖,一块普普通通的红砖。手提箱内的这块砖显然不是谁无恶意开的玩笑,因为它正好补足了箱内被盗贵重物品的重量。那么,怎样才能查出罪犯,如果只清楚盗窃事实本身和乘客的飞行路线,而唯一的物证是一块与成千上万块一模一样的红砖呢?按逻辑推理:小偷很可能与飞机乘客的服务性工作和行李搬运有着直接关系。如果小偷     

泰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关系

泰国贸易关系史 泰中关系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自从兰甘亨王朝以后,泰中双方交往频繁,持续不断,尽管当时还不象今天这样互派常驻使节,但泰国官方却常遣使团出访中国,直至1942年,因中国内部发生了严重事态,这种关系才一度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泰国与中华民国于1947年签订了友好条约,于是,在泰中关系史上首次互派了使节和领事。当年,泰国任命的大使被派常驻中国。后来,国民党退踞台湾,泰国驻华大使馆也跟随迁往台北。     

“东盟与跨国公司”讨论会——跨国公司与东盟的关系:背景情况探讨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与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于1977年3月在新加坡联合召开一次有关跨国公司与东南亚的关系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东南亚各国的企业家和高级政府官员,以及一些跨国公司的负责人。现将1978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出版的《东盟与跨国公司》一书所辑录有关此次讨论会的二个材料译载于下以供参考。     

工农联盟·民主

工农联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以根本利益一致为前提的两大劳动阶级的阶级合作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工农联盟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制度基础上的。工农联盟必要性的思想、是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起同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的联盟,并率领他们进行革命解放斗争,才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农民“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97页)。如果工人阶级得到农民的援助,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同上第699页)。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     

马来西亚的经济分工与种族差别

和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情况一样,东南亚国家可供分配的财富和生产资料在国民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迄今为止的一个长时期里,整个东南亚社会的财富分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普遍贫困与少数人拥有巨大财富并存。根据《第二次亚洲农业调查》(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农村:挑战和机遇》,1977年版,第3页)的材料,农村贫困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1968—1978)间相当恶化,并且为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均所加剧。在绝     

日本子公司里的殖民主义——泰国实例

外国直接投资的含义是:一个总部设在投资国的公司将一整套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移植到受投资国。这些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通常是按投资公司的办好企业的准则和方法细心配套的。如果投资国和东道国在经     

经济管理中法的问题

<正> 一、法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提高法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也就同时决定了必须不断提高法律业务在管理活动中的意义。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法在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很长一个时期,一谈到法的作用,主要限于比较窄狭的领域,只涉及管理活动的个别领域。这是因为,对法的看法,对各种法律的看法,过去相当狭窄;有时把法的作用仅仅归结为组织国家机关的工作,整顿纪律和杜绝违法事例,等等。近些年,鉴于管理学发展得此较迅速,对法的看法也在改变。     

法律院校学习经济法问题

<正> 苏共二十五大决议中确定的进一步发展苏联经济、完善生产管理的结构和方法,以及用立法调整经济关系,对于培养司法干部的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虽然在法律院校的教学计划中很长时间就包含有经济法这门学科,但在该学科教学问题上存在着各种观点、态度和倾向。迄今为止,还不能准确地确定《经济法》教程的任务、构成原则,甚至在相邻学科中的地位。教学法的改进对学习经济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     

“诃陵”考(上)

中国编年史官(特别是中国历朝正史史书编撰人)虽然已经给我们一些关于东南亚古代史的基本知识,但另一方面,在地志学和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由于提到一些城市和国家的名称,他们也使我们迂到了许多问题。鉴于汉语音韵对应系统的特性以及中国史官在作说明时经常含糊其词(例如“真腊以南”),对于上述城市和国家的名称,我们如不借助东南亚当地人民的资料,就几乎不能确定它们究指何地。然而,东南亚当地人民的资料极为罕见(特别是公元后第一个千年期的当地人民的资料,更是难以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