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性价值观的发展与性犯罪立法的完善

刑法规范是伦理性最强的法律规范之一,随着经济、行政犯罪在刑法中的比重相应增加,刑法规范的伦理性逐步弱化,法益保护色彩加强。我国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方向是:直面同性恋,明确卖淫含义,不对强制猥亵的行为对象进行限制;对与淫秽物品有关的行为不宜泛犯罪化,应当就其场所、内容、范围、对象的不同加以区别;宽容对待隐私权,维护社会公德,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增加性贿赂的刑罚制裁,严厉打击权色交易。     

侦查阶段证明标准的重构

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相对模糊,可操作性不强,而且,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机关是人民法院,因而应当立足于司法实践的要求与证明任务完成的需要,对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重新设置。设置的内容包括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     

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的法律规制——一个程序视角的分析

管理者薪酬,不仅在于给什么,而且在于如何给,此即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的实体与程序规制两个面向。由于缺乏自治性与适应性,实体规制面临诸多困境甚至＂失灵＂,为此,转换视角,引入和完善薪酬程序规制殊为必要,亦即基于正当程序原理完善程序规制立法以及救济与责任机制,保障程序规制得以实施。     

与时俱进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体会

恩格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分析、批判和改造,吸收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三大发现,科学总结了当时三大工人运动的新鲜经验,并加以理论创造,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前人的哲学成果的科学态度,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     

国际反洗钱经验对我国反洗钱工作的启示

洗钱是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并使之披上合法外衣的行为。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化的洗钱活动日益猖獗,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稳定与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反洗钱工作已经成为当前打击刑事犯罪,维护我国政治经济安全的迫切需要。通过对国际反洗钱经验的介绍,将对建立健全我国的反洗钱体系有所启迪。     

论高新区技术创新与园区管理体制及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人类行为的两个方面,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新区技术创新环境的获得是技术创新的诱导因素、社会影响因素及高新区自身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努力消除高新区制度创新与体制外的摩擦,创设更具针对性的激励措施,以进一步完善高新区技术创新环境。     

法官独立的具体制度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法官独立的具体制度包括法官选任制度、法官保障制度、法官惩戒制度.我国法官独立的具体制度存在诸多缺失和不健全,应在宪法层面改革审判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司法审判具体制度,实现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法官独立.     

香港与大陆刑法中的胁迫之比较

胁迫在香港刑法中既是某些罪的犯罪手段 ,更是刑事被告人的一种合法的辨护理由。在大陆刑法中 ,胁迫主要是作为某些罪的犯罪手段而加以规定 ,但参加犯罪若被胁迫也可导致刑事责任的减轻。比较香港大陆两地刑法中的胁迫 ,可见二者在胁迫的方式、对象、程度、紧迫性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异同之处 ;且香港刑法中有关胁迫影响刑事责任的规范比大陆刑法中胁从犯的规定更显合理 ,可为大陆刑法所借鉴。     

论律师制度的两个条件和两块基石

律师制度是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这就是我们所探讨的两个基本条件。律师制度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两块基石就是辩护制度和代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