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与整合

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统一与整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命题.这种统一与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充分的依据.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入手,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与整合后的结构体系,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想脉络和逻辑线索.     

论当代中国统一战线在现实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所处的方位

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统一战线在现实社会历史环境中所处的方位,是当代中国统一战线事业走向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部统一战线工作的立足点,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可对中国统一战线进行五方面的定位分析,即中国统一战线的历史定位,在当代国际基本政治格局中所处的方位,在当代中国国内基本政治格局中所处的方位,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这个大系统中所处的方位,在中国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中所处的方位。     

浅谈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若干法律问题

文章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立法概况、理论基础、性质等问题作了探讨 ,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公共性和服务性

行政体制改革要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以追求公正为天职,以满足公众服务为宗旨。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现,行政体制改革要实现由权力行政向民主行政转变,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政府必须做到推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树立以民为本的公共服务行政。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 ：数量、结构与质量 ——基于北京市 97 家企业调查数据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对就业数量、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也产生了影响。通过对北京市97家企业的调查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目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并且创造效应在应用型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人工智能使就业岗位、技能、人力资本结构得到优化调整,但对就业年龄结构的影响较小;人工智能在提高整体劳动报酬的同时也会造成工资两极分化的倾向,并因此提出了技能导向的技术培训新要求;目前人工智能正处于导入期,对就业数量、结构以及技能的影响初步显现,但影响还较小。     

不同织物上血斑洗涤后DNA检验结果分析

目的分析评价织物上洗涤过的血斑DNA检验的效果。方法取棉、化纤和麻布块各25份,用40μL新鲜血均匀涂制成直径约1.5cm的圆形血斑,样本分为5组,分别在加有皂粉的洗衣机中洗涤1、3、10、30、60min;所有样本用IQ试剂盒提取DNA,用Identifiler PlusTM试剂盒扩增,并进行STR分型检测。结果各种载体血斑周边处检材中,仅棉布载体洗涤1min检材检出RFU200的峰,但等位基因丢失率可达50%以上,不能正确判型。各种载体血斑检材洗涤30min以内均可得到成功分型,但峰高以棉布最高、化纤最低,洗涤60min时仅棉布血斑检出率为100%,其他载体血斑均有明显的等位基因丢失及非特异性扩增,检出率低于60%。结论洗涤一定时间后的血迹仍具有DNA分型检验的价值,能否正确提取洗涤后的血迹检材是分型成功的关键,洗涤时间较长的检材判型应谨慎。     

日本国请愿法

第一条[目的]关于请愿除另有法律规定场合外,一律按本法律规定执行.第二条[请愿的方式]清愿必须在请愿书上登记请愿者姓名(如系法人,登记法人名称)及住址(如无住址时,登记居所).第三条[请愿书的提出]一,请愿书应向请愿事项有关的政府机关或公共机关提出;给天皇的请愿书,应向内阁提出.二,请愿书登记的请愿事项,如无明确管辖的政府机关或公共机关,可向内阁提出.第四条[对错送请愿书的处理]凡未按前条规定,错将请愿书送交有关的政府机关或     

新西兰的生物安全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生物安全法>的国家.为了缓解世界贸易与旅游业给生物安全带来的巨大压力,为了充分保护本国的经济、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新西兰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善的生物安全体系:完善的立法、强有力的管理体制、高效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运作、科技研究与适度的投资、公众高觉悟的生物安全意识、政府的教育、广泛的公众参与、强有力的全球和区域关系等构成它的主要内容.它的建立为世界各国建立自己的生物安全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我国基因隐私保护的立法模式选择

基因科技的发展激发了一种新的隐私保护需要——基因隐私.学界在对基因隐私法律保护的必要性达成一致后,对具体的法律保护进路存有争议.通过梳理基因隐私综合立法和单独立法两种保护模式的学理论证、立法实践及立法背景,根据我国实际,可以认为,我国现阶段应当采取以小综合立法模式为主,辅以行业自律机制,并在条件成熟时,向单独立法的保护进路发展.     

对宪法权利规范对第三人效力的再认识——以对宪法性质的分析为视角

近年来,宪法对第三人效力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兴趣,然而对这一理论的基础尚需深入了解。从对宪法性质、宪法对第三人效力的基础进行分析,即是坚持宪法的公法性质以及发展出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属性,分析这一理论在我国所具有的特殊性。我国需要的不是发展对第三人效力,而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和完善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