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视野中的非营利组织

我国已开始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发展时期,从社会安全角度研究非营利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民间组织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传统的社会安全管理模式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容易使矛盾激化。社会冲突论为非营利组织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在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共同构成了应对社会安全危机的组织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社会预警、利益表达、协商沟通和救济救助机制,使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安全领域发挥其积极作用。     

毒品犯罪案件嫌疑人的讯问

近20年来,毒品犯罪在全球迅猛发展,我国受其波及,成为增长率最高的一类刑事犯罪。其犯罪手法隐蔽,侥幸、畏罪心理严重,讯问难度大。须讯问与调查紧密结合,妥善运用讯问策略、方法,才能圆满完成讯问任务。     

国际经济法的性质--以WTO规则为例的研究

经济的国际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框架,国际经济法缺乏体系性、确定性和一致性,WTO对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不利之处,必须在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中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     

体液中常见滥用药物的系统筛选分析

本文建立了体液中常见滥用药物的筛选分析体系.尿液或血液经固相萃取(SPE)或液提取(LLE)后,直接用GC/NPD分析或经TFA、BSTFA衍生化后用GC/MS分析.方法适用于同时分析甲基苯丙胺、MDMA、度冷丁、去甲度冷丁、曲马多、美沙酮、EDDP、可卡因、苯甲酰芽子碱、可待因、安定、氯丙嗪、吗啡、单乙酰吗啡等十四种常见滥用药物及代谢物.SPE法和LLE法回收率分别为66～102%和50～86%,最低检出限为2-5ng/ml尿.涉毒案件的鉴定应用表明该分析方法简便、快速、可靠.     

试论我国司法鉴定机构制度（上）

司法鉴定机构制度直接体现并影响着司法鉴定体制的格局与模式,在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本文在对各类涉案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合理分析、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机构管理模式和改革步骤,并阐述了构建我国司法机构制度的基本内容.     

“脱钩论”背景下的中美金融断裂——以《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为切入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经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12月18日签署而正式生效。该法案直指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将两国证券监管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上升到金融脱钩,使得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面临下市和被迫退出美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是近年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向金融领域的延伸,也是美方提出的“脱钩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之外的纵向发展。中美贸易冲突不仅没有随着《中美经贸协定》(第一阶段)的签署而得到缓和,反而在新冠疫情之后继续加剧,并且向金融、科技和教育等领域蔓延,中美两国“脱钩论”甚嚣尘上。美国加紧在金融领域通过法律战的方式推进中美“脱钩”,对中资企业在美上市融资构成现实威胁。中国应该通过法律的方式,在技术层面应对中美监管合作,化解和弱化双方的监管合作矛盾。     

书写能力的结构

目的提出人的书写能力由基础因子构成的假说。方法根据因子说,不同字的笔顺可能相关。以反犬旁、山字为目标字,收集799份有效实验样本,分性别检验实验样本中2个目标字的笔顺是否相关。结果统计检验表明反犬旁笔顺与山字笔顺相关（p〈0.01）,用一个笔顺在另一个笔顺出现的条件下的出现率与它的出现率之比测定它们相关性的大小,最高的比值为3.65。结论证实了人的书写能力由基础因子构成的假说,这个假说可以作为笔迹比较的理论基础。     

对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的刑法评价

对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如何定性,涉及财产罪保护法益范围、盗窃罪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内容以及《刑法》第91条第二款的理解等刑法理论问题。合法占有权并非一概都能对抗所有权,对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如果没有索赔或接受赔偿不能构成盗窃罪;反之,如果又进行索赔或接受赔偿的则构成盗窃罪。     

中国高水平参与DEPA的关键领域与路径选择

申请加入DEPA不仅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先手棋”,更是深化国内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决策,有助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数字经济由产业创新驱动转向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中国可重点在数据流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创新和网络安全五大领域主动对接DEPA协定要求;进一步地,系统化构建以数字自由贸易港为核心,以数字营商环境示范区为抓手、以数字经济产业先行区为重点、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区为纽带、以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为动能的“一港四区”格局,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发展。     

To Explore the Source of the Effect of Law——By commentary on the theory in legal positivism

以探求法律效力来源问题在实证分析法学中的解答为目标,从哲学上的休谟难题开始阐发,试图通过对选取的几位分析法学家的理论分析,最终理解实证分析法学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并试图阐明:法律效力的来源应当是来自于法律体系的内部,即来自于法律自身.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的论断只会掩盖问题的实质,只有厘定法律的界限,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法律效力的来源,最终真正理解法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