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比较与影响——基于福建省样本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采用直接测量法建立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缩写PSM)测量量表,并选取福建省的部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企业单位工作人员进行测量。通过对337个有效样本进行研究,揭示PSM水平及其与人口统计变量、组织角色、组织承诺等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PSM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第三部门PSM均值最高,PSM是服务取向而非部门取向,男性PSM略高于女性,PSM与组织承诺成正相关等。文章进一步提出PSM如何演化、PSM如何受情境影响等一些尚待研究的问题。可以将PSM运用于公共部门人才遴选、培养与使用,可以人本而又高效地提升公共部门绩效。     

论行政决策听证代表的遴选——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行政决策听证的本质,是以民主程序事先防范公共利益被侵害,以限制行政决策权的恣意。不脱离利益语境的对特定观点的表述和论证能力,以及在理性论辩中的论证和反思能力,共同体现出对决策听证代表资质的要求。优化听证代表遴选方式的基本途径是:将遴选过程架设到非正式公共领域中,为遴选方式的形式合理性注入实质合理性因素。     

公共战略管理的价值取向与分析模式

公共战略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新兴途径,理应超越效率与公共性的抽象对立,以创造公共价值为终极目标,效率仅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本文基于这一价值取向的选择,以及综合借鉴国外公共战略管理分析模式的合理因素,尝试构建我国公共战略管理的V-PS模式。     

韩国公益广告运营管理体制及其借鉴

我国公益广告事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经成为广告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公益广告事业的现状来看,其运营管理体制依旧存在许多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公益广告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中、韩公益广告的体制介绍、比较和分析,寻找我国公益广告管理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合理化建议。     

公共性:中国城市住房政策的理性回归

住房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具有公共性。但由于政府经济人理性的有限性、公民参与机制的不完善、住房政策偏重于经济效率目标等因素,我国的住房政策缺失公共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为此,政府应采取相关措施,使住房政策理性回归其应有的价值内涵——公共性。     

无就业增长背景下重庆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研究

无就业增长是目前经济学界面临的又一大困惑,而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其对就业的破坏性影响更将持续较长时间。重庆作为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和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迫切需要破解无就业增长难题。本文客观分析了重庆所面临的无就业增长问题,并探索促进重庆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思路。     

公共产品含义新探

迄今为止公共产品的界定还处在聚讼不已的状况中。公共产品首先是公共需求决定的产品,而这只有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后才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一般认为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分割性都不是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因为一些私人产品的消费也具有这些属性;公共产品没有纯与准之分。公共产品只能从需求的角度来界定,它不等于政府供给的产品、免费产品、公益产品、外部正收益产品。公共产品是消费产权无法界定的产品,这使得分割收费不可能,因而导致市场失灵。     

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政府都在尝试新的政府管理与治理结构,催生出协同政府、整体政府、协作性政府、网络化政府、电子政府、合作伙伴等跨部门合作模式。美国是这一发展趋势中协作性政府模式的典型代表。本文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为例,介绍了国家海洋政策的组织结构、协同框架、实施工具和运行机制,分析总结了协作治理的条件、原则和工具,以期为国内政府跨部门合作研究提供借鉴。     

日本在缅甸的平衡外交:特点与困境

冷战时期,日本与缅甸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友好关系,但在1988年以后双边关系较为冷淡。尽管日本之后一再努力,希望恢复昔日对缅影响与特殊的邦交,但收效甚微。日本在对缅关系上,一方面利用援助制裁实行有限的压力政策,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缅接触,实行制裁和接触政策之间的中间路线。日本在缅甸问题上表现出的两面性,是其在国内各界分歧、日美基轴外交与亚洲独立外交、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相互平衡的结果。     

“欧元乐园”的迷失与重建——兼论对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启示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元危机是对欧洲区域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一次重大考验,深刻反映了欧洲经货联盟成立以来所出现的两大问题:成员国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联盟合作机制的缺陷。欧元危机给东亚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的启示是,在以欧盟货币合作为样板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区域内信息共享与政策合作,以清迈倡议(CMI)和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为基础加快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建设,完善区域监管体系;同时加强区域内各国汇率合作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稳步推进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逐步缩小各国之间汇率波动的幅度,以此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