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之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故意或者过失地违反先合同义务时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本文主要从缔约过失责任的立法意义及依据入手,以案例方式阐述了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及构成要件,分析了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及赔偿责任,指出了缔约过失责任追究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软法构建研究

2018年,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确立了环境、社会、治理的ESG信息披露框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金融开放加速的背景下,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内涵发生根本转变,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方的话语权得到提升。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信用监管将市场自由的效率目标与公平竞争的秩序目标进一步推向融合。企业信息公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了社会责任信息交换的公共场域;ESG投资的交易成本降低,市场的强劲表现成为推进上市公司责任治理的实质性激励机制。以上元素共同构成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纳入ESG信息披露框架的制度语境。这一修订客观上打造了一个撬动责任软法推进的支点,通过将ESG框架导入上市公司治理,与新发展理念结合,在多元参与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基于合规性的履责实践基础上,使得创新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内化为上市公司的决策思维和责任基因,追求利润至上的"经济人"理性与追求影响力投资的"负责任"价值取向在ESG投资实践中有效融合。     

回顾与建议：政府机构改革三十年

经过近30年6轮的机构改革,今天中国的政府机构与编制设置状况以及政府过程本身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服务市场经济建设、机构改革思路、公务员规模控制、制度化和改革技术细节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机构改革也遗留了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央机构改革没有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党群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公务员内部结构调整、政府过程完善和行政区划调整等很好地结合起采.因此,应努力通过适当拉大改革周期、重新确定机构改革目标、加强政府职能分类分层次指导等途径,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向更具实质的阶段发展.     

《孝经》在巩固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机制分析

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下,本是规范家族内部行为的“孝”成为历代君王统治人民的政治工具。集中体现孝治思想的儒家经典著作———《孝经》,成为历代的治国经典。孝治具有历史必然性。《孝经》虽然是古代特定经济与社会的产物,存有许多内在矛盾和缺陷,但也内含不少道德智慧的光芒。     

反思性教学在公安院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反思性教学是反思性教学理论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在公安院校英语教学中引入反思性教学,是实现特殊教育目的、适应教学改革、促进英语教师自身发展和培养学生反思性学习习惯的需要。根据公安专业特色设计的英语反思性教学实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效果较好,也促进了教师形成反思教学与学生养成反思学习的习惯。     

法官异地交流制度之探讨

从渊源考察,法官异地交流的产生与法官职业长期行政化管理密不可分。由于社会条件的巨大变化,法官异地交流的反腐功能进一步弱化。在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目标指引下,现行法官异地交流的价值功能,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和构建。法官异地交流制度应考虑法官职业的稳定性、专业性、独立性,追求人才资源的适当利用。     

高校教师职业压力及调适策略分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教师专业化的发展,高校教师面临着巨大的职业压力。这不仅造成他们心理挫折,对他们工作、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而且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本文通过对高校教师职业压力产生的根源、调适策略的分析,使社会、学校和教师正确认识职业压力,掌握有效的调适策略,增进教师身心健康、提高教师工作绩效。     

刑侦改革焦点问题探讨

刑侦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年多时间,其间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情况聚集在对刑侦改革的认识、政府对改革的支持、破案机制、干警素质和办案质量、经费装备、监督机制、单位协调等关键问题上,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刑侦改革继续深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东亚区域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比较

东亚区域合作不同于欧洲的统一观念和制度化建设,主要来自于权力与利益的互动联系,运行中突出市场导向而缺乏制度规范.应认真总结欧洲一体化历程的经验,并与东亚地区合作模式进行比较,以新地区主义视角来探讨适合东亚特色的地区主义合作道路.东亚区域合作应发挥东盟的地区主导作用,完善东盟与中日韩的"10 3"合作机制,共同塑造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协商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实现利益共同体的发展目标.     

论自治法规变通条款司法适用中的法律冲突与应对思路——基于与经济特区法规的比较

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均有立法变通权,可分别制定自治法规和经济特区法规。尽管经济特区法规在数量上远不及自治法规,但裁判文书网检索的结果显示,法院对于经济特区法规中的变通条款适用却更为频繁。尽管从制度层面看自治法规在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审理均有适用的空间,只是适用的方式不同,然而立法法所确立变通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优先适用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难以发挥实效。主要原因还在于实务部门认知上偏差,对此首先应提升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认知,厘清单行条例的独特属性,最后对变通条款的正当性存疑的再报请有权机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