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视角下高校辅导员的角色重塑与功能建构

当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实际状况要求高校辅导员要转变角色定位,向高校社工功能延伸,弥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服务管理的缺位.其有效的路径是:加强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健全和完善高校辅导员制度;培育高校辅导员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提高高校辅导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完善其知识结构,掌握学校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使专业社会工作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有机整合体.     

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热点主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绩效管理日益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热点.以SSCI收录期刊的620篇政府绩效管理文献为分析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得出国际上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一般状况,包括文献量增长、核心作者、主要研究机构等.通过知识图谱分析,得出国际上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形成了四个核心知识区域或研究范畴,即完善电子政府提高政府绩效、政府绩效的测量、公共组织绩效以及社会文化和政府绩效.国际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具体有10个热点主题:绩效测量、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绩效管理的价值取向、绩效预算、绩效评估体系与机制、公共组织的绩效评估、政府绩效管理的多元参与、电子政府与绩效改进、政府人力资源管理与绩效改进、绩效管理的立法研究.国际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研究视角、核心知识范畴基本形成、高校是核心研究力量等特点.     

缩小城乡分配差距的必要性及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的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推进现代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城乡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须从赋予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等方面入手。     

关于国际汉学中“误读”的思考

国际汉学中的"误读"是外国汉学家接触中国文化时不可避免的。"误读"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它的出现明显受到了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及相关文论的影响。"误读"理论为我们正确对待汉学家的"误读"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意义:汉学家研究中国、"误读"中国的根本目的是要借对汉学的研究审视自身;同时,其他民族对中国的研究也不妨成为我们自识的"镜像"。     

绑架问题与日朝关系

最近几年,由于日本和朝鲜在绑架日本人问题上严重对立,使得原本紧张的两国关系更是雪上加霜。日朝两国在绑架问题上坚持各自立场,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双方在政治、安全和战略利益方面的巨大差异。日本方面热炒绑架问题,可谓是一石两鸟。日本以防范"来自朝鲜的威胁"为由,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和增加军事实力,使军事能力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和作用不断提升。同时,绑架问题还是日方手中最为重要的筹码,在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可以与朝方抗衡,甚至可以对冲朝方提出的"清算殖民统治的历史,进行赔偿"的要求,争取谈判主导权。     

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东盟与中日韩之间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和"10+3"东亚领导人会议机制的建立,使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建设得到了积极推动。然而迄今为止,涵盖整个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东亚合作模式只能在基本遵循东盟方式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与创新,即坚持"10+3"机制这个主渠道与平等协商、循序渐进的东盟原则,同时发挥中日韩等大国的核心协调作用。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协调好与东亚共同体关系密切的区域外政治经济大国的关系,保持东亚共同体的开放性。这应是实现东亚整体崛起与提升东亚国际地位的基本路径。     

兽药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进展

综述了兽药对陆生和水生生态环境影响方面的研究进展,探讨了兽药对陆生植物、土壤动物、土壤微生物与原生生物等陆生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对浮游类生物与微生物、鱼虾与水体甲壳动物等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生态毒理效应。     

北部湾划界问题成功解决的意义

2004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正式生效。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一个双赢互惠的安排,显示了双     

日本专利体系中公知常识的举证与听证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判断创造性时常遇到"公知常识"的问题.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在后面称为"审查指南")对"公知常识"的定义尚不明确,这样容易在专利申请人、代理人和审查员之间引起争议.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