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网络犯罪作为与高科技相伴生的新型犯罪,对我国刑事法律中关于网络犯罪的罪名问题、刑罚问题、犯罪构成问题、刑事诉讼制度等产生了诸多冲击。针对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应当确定网络犯罪含义,选择恰当立法模式,增加刑罚种类,推进量刑适当,完善网络犯罪构成,从而完善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     

由法律的理性与历史性考察看法学的思考方式

法律既包含理性要素,也包含一个时间(历史)要素。每一个具体的实在法都必然经历一个物理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在法不断在生成、发展、变更或消灭,同时法律的理性也随之展现出形态差异的面貌。只有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我们才会逐渐获得有关法律之理性的较为完整清晰的图景。     

零容忍政策探析

美国纽约的犯罪率自1994年之后急剧下降,许多媒体、政治家、警务工作者将其归因于零容忍政策的有效推行,从而使这一政策成为许多国家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零容忍政策的核心意思是对各种反社会的行为和犯罪应当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哪怕是对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也要毫不犹豫、决不妥协地进行彻底的斗争。通过考察和探析零容忍政策的含义、理论根据、历史、实践和社会评价等方面的意义,探讨将这一政策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治安工作新方向的可能性。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

存在主义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存在主义集大成者——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理论、“自由观”和“责任说”,使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对反对法西斯统治、争取做人的自主权利和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 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新飞跃 ;可持续发展将使“两个文明”的并重与协调发展统一起来 ,实现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 ;可持续发展理论从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阐释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     

转型期小说中农村家庭女性地位的悲剧性探析

男性中心是传统文化中极为稳定的一种家庭性别政治模式,它反映了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男尊女卑观念。这种模式和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在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题材的小说中。方方的《奔跑的火光》、毕飞宇的《玉米》、《玉秀》、《玉秧》等中篇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深遂笔触揭示了农村家庭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及其悲剧性的抗争,透视出权欲与男性中心文化的合谋对农村女性思想观念的腐蚀和生命的扼制,其中也隐含着对农村女性自在的生命理想和健康平等的生命观的深沉呼唤。     

我国民事上诉制度若干缺陷之法理分析

我国现行民事上诉制度建立在两审终审制的基础上 ,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目标的追求 ,并产生制约上诉功能、诱导上诉投机、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以及“终审不终”等诸多弊端。为此 ,应当借鉴外国司法改革的经验 ,立足我国国情 ,在完善第二审程序 ,构建三审终审制的同时 ,严格限制再审程序的启动。     

试论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问题,内部行政处分行为是否可诉即是其中之一。从行政法治主义、司法最终原则等理论基础出发,并参考国外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内部行政处分司法救济的欠缺、国家公务员合法、正当权利受到损害无法得到司法救济的现状进行探讨。应当给予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相对人,即国家公务员,以司法救济的途径。     

困境与突破--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民事诉讼证据领域作出了多处重大的理论突破,在实践中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规定>也存在有若干缺陷,本文主要针对这些缺陷进行了分析,并作出自己的评价.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