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及其局限性

程序正义是现代法的程序结构派生出的一种伦理形态 ,其本质为程序之中的伦理、非人格化的伦理、相对化和形式化的伦理、程序化的制度伦理。现实当中的程序正义是选举、司法以及立法、行政管理正当化的观念基础 ,宪政民主体制的伦理内涵。然而 ,程序正义之不幸在于其代表的乃是强者的正义 ,因而对弱者的权利保障是宪政民主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侵权冲突法一般规则之确立——基于罗马Ⅱ与中国侵权冲突法的对比分析

2007年欧盟《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罗马Ⅱ)是侵权冲突法立法的典范。罗马Ⅱ洋溢着平衡与理性的精神,但关键处亦偏袒欧盟国家的利益需要。中国侵权冲突法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对比罗马Ⅱ与中国侵权冲突法的一般规则,指陈各自的利弊得失,揭示各自所需服务的特殊法律政策,探索侵权行为地法、共同住所地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意思自治这四大系属公式在侵权冲突法的一般规则中的最佳结合方式,有助于我国在当下的国际私法立法中构建科学合理的侵权冲突法的一般规则。     

自由裁量权限定机制研究——以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为分析视角

案例指导制度之于中国司法实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实现法律系统闭合、发挥法律见解控制机制作用和预防纠纷发生等三个方面。通过这些功能的发挥,案例指导制度承载起自由裁量限定机制的作用,在确保"同案同判"、确保裁判可接受性等方面助益良多。     

论我国中小企业界定标准的完善

为了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各国均制定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这些法律政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扶持对象——中小企业进行科学的界定。我国目前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在实施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应该采取定性和定量标准相结合的方式，重新界定小企业的内涵，简化中小企业的划分指标，细化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并将中小企业界定标准覆盖到全部第三产业。     

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主要特点及历史经验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仅存的一块比较完整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抗击日寇和建立新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在这块红色根据地,党领导西北红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军事斗争。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研究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特点和历史经验,对推动党史军史研究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使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文化与语言并重,知识与能力相长——王秀丽主编《法国概况》评介

从知识角度说,王秀丽主编的《法国概况》用具有代表性的系统知识准确地反映了法国社会与文化的主要方面;从能力方面说,教材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异质文化因素的适应性,帮助学生实现交际语言的恰当性和可接受性,从而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用能力。文化与语言并重,知识与能力相长,是该教材优长所在。     

多元启发决策理论与美国总统使用武力：一种定量检验

多元启发理论将决策过程假设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决策者基于一个简化的心理认知捷径和非补偿原则排除了那些不能满足关键维度效用的方案；第二阶段则在剩下的方案中以一种理性选择方式选定效用最大的方案。本文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ICB3．0）选取了1946年至2006年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的数据来检验多元启发理论决策两阶段和非补偿原则的假设。本文的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在决策的第一’阶段，作为关键维度的国内政治得失对总统应对外交政策危机时是否使用武力的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这支持了多元启发理论关于领导人基于-~＊1-偿原则决策的假设；在第二阶段，理性因素如实力差异、对国际影响的威胁以及国内经济条件等对总统使用武力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这些发现支持了多元启发理论的核心假设。     

中国对东南亚公共外交的问题与建议

公共外交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资产，对于传播本国外交理念，塑造国家形象，改善本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有重要的意义。但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公共外交也具有局限性，其作用不应该过度被夸大。本文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为例，分析了我国公共外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竞争优势视角下企业规模经济研究

本文在综合运用理论经济学的经典研究成果和现代管理学、新制度经济学等领域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从企业规模扩大会给企业带来哪些潜在竞争优势的角度,分析说明了规模经济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     

How External Intervention Made the Sovereign State

From post-World War II decolonization to establishing order in war-torn polities today, external intervention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ostering sovereign statehood in weak states. Much attention in this regard emphasizes local reactions to outside pressures. This article augments these perspectives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ways that foreign actors ma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overeignty through their efforts to work with various domestic groups. Structured comparisons of China and Indonesia during the early to mid-twentieth century suggest that active external intercession into domestic politics can collectively help to shape when and how sovereignty develops. As these are least likely cases for intervention to affect sovereign state making, 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 actors indicates a need to reconceptualize the effects of outside influences on sovereignty creation more broad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