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创新的因素分析——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

随着施政的生态环境加速变迁,政府必须以创新公共政策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已有的文献不仅局限于美国的政策生态,而且以计量方式考察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忽视了其中大量难以计量以及需要整合考察的因素。在一个融合条件(资源和要素、政治架构、现有制度和政策及社会文化)和机制(学习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综合模型指导下,以分析性叙事的方法,具体考察上海市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内在因素。分析案例表明,尽管上海在条件和机制上都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融合各种条件和机制才能解释创新的出现及其有效运行。     

侦查监督制度之比较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与西方国家的侦查监督制度相比较,在侦查监督主体、侦查监督的权源、侦查监督范围等有明显的不同.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的框架体系虽然已经建立,但仍然相当粗疏,必须通过进一步增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建立刑事案件报案制度、将提前介入制度化、建立检察引导机制等措施,完善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综述

从1999年开始,遭受苏东剧变严重冲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联合形式,即一年一度召开的当代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该会议在召开时间、地点、议题、主办方和参加党派、常设机构、运行原则等方面确立起了基本固定的架构,并逐渐成长为一个非组织化、非中心化的共产主义多边交流平台。研究该会议的构成要素、运行机制和功能定位对于探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

在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中,经营者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往往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消费者与经营者往往各执一词,而不同法院的判决标准也不统一。如何将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具体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判决文书对各级法院的审判有指导及参考作用,因此可以在把握立法基准的前提下,通过对刊载于公报上的案例的研究,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确立合理的边界。     

对我国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思考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是现代人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问题。当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难以得到充分赔偿时,为保护被害人权利,彰显社会公平,应当由国家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应尽快建立我国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就业的影响与体面劳动的实现

金融危机对中国正在推行的体面劳动带来较大冲击,主要体现为失业率上升和劳动收入下降,青年成为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尽管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就业数量成为首要政策目标,但不能忽视就业质量。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并重是体面劳动的实质追求。     

悖谬与荒诞——试析昆德拉的《玩笑》与萨特的《墙》

昆德拉的《玩笑》和萨特的《墙》都是围绕改变命运的玩笑展开。这两个来自迥然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玩笑,都是人类在20世纪的命运赌博,玩笑之轻却反射出命运之重。两者体现了昆德拉和萨特对存在的终极悖谬和世界的荒诞的认识,也反映了彼此同中有异的哲学艺术旨趣。     

新中国60年民主政治建设成就及其经验

建国60年来,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一个国体、四大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与实施等.总结民主政治建设60年成就,可以得出几点经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能走渐进式道路.     

青春的心理文化折射与偶像剧的童话魅力

青春偶像剧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对象,可视为青春的心理文化折射载体,这种文化表达有其潜在的集体心理因素。偶像剧折射了青年期的“同一性危机”及其对压力的逃避,以情感为突破口,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及追求时尚的渴求。偶像剧创造了一个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童话世界。     

董必武与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和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的国家领导人。也是党内坚决主张法治的第一人。董必武1975年病逝,其法制思想虽然未能在当时得到有效实施,但却对当代中国法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