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乌江

七十年前,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怀着坚定的理想与信念,征服了人迹罕至、鸟兽绝临的雪山蛮野,粉碎了力量数十倍于己的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创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今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本刊将陆续发表以长征亲历者为主的回忆、纪念文章,以志怀想。本期所编发的几篇回忆文章原刊载于上世纪90年代初沈阳军区内部编印的《革命回忆录汇集》,其中既有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致使红军被迫长征的憎恶鞭挞,也有对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伟大长征中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讴歌赞美。这些长征亲历者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但通过他们的口述,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那个艰苦岁月的永恒印痕,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不乏对我们今人的启示与鼓舞。     

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无期徒刑的误区——以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3款的关系为中心

未成年人能否适用无期徒刑,理论上的观点是否定说。其理由是刑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法定最高刑就是无期徒刑;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无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都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一直都肯定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无期徒刑,但缺乏正确的理由支持。否定说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法定刑和宣告刑的界限,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含义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决定未成年人的责任时,首先应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根据其法定刑,最高可以是死刑,如果不需要判处死刑,就是遵守了刑法第49条的原则。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就足够了,但是,在绝对确定的死刑以及情节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引用刑法第49条才能解决问题。由于刑法第49条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必须修正才能更好地适用。     

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论处。该款规定并不妥当,因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可能触犯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或诈骗罪。故应予以删除。     

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应从解决公民控告申诉检举问题入手,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形成检察机关对司法、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格局,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体系.     

PPMs标准研究

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PPMs标准就是对产品的加工和生产过程所制定的特定的环境标准。PPMs标准作为国际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又成为影响WTO规则下自由贸易的一种壁垒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文在对WTO法规内外PPMs标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PPMs标准需客观地看待的观点,并对我国应当采取的法律对策提出粗浅建议。     

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重构

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是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基于时代的发展和当前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现状,重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已成为必然。     

我国行刑社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探求和实践着行刑社会化理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行刑社会化较发达的国家相比尚存在差距。因此,应当在刑法人道性、谦抑性等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准确把握我国行刑社会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并有效地予以改进和完善。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体面劳动视域中的工会工作

体面劳动是涉及世界所有劳动者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体面劳动是对劳动就业质与量的要求,是劳动就业质与量的统一.体面劳动的主旨和内核是劳动者的权益问题.促进体面劳动的实现,是工会的职责.工会要在多维视野中开展工作,完善三方协商机制,并以工会工作的社会化来促进体面劳动的实现.     

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环境行政决策之因应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合法化、科学化、民主化的诉求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环境行政决策应响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体系上的重构,顺应环境法治的时代要求。具体因应对策为：环境行政决策应以“以人为本”为核心,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实体规制与程序规制）和行政三分体制（决策、执行、监督）的创新,形成决策的合法、科学、民主与决策效率和谐互动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