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及其公共政策治理

通过网络、国际会议、期刊等媒介搜集相关资料,首先对中国台湾省的女孩生存问题的态势和原因进行了梳理,发现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主要由出生性别比反映出来,呈现出总体上升趋势,但主要在略高于正常值的范围内波动;导致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原因包括根源性原因、条件性原因和直接原因。其次对台湾在女孩生存问题方面的公共政策治理措施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台湾不仅采取了针对女孩生存问题的直接措施,也采取了促进妇女发展的间接措施,涉及到法律、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建立了确保治理措施付诸于实施的运行机制。这些公共政策治理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现状,但对于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最后借鉴台湾针对女孩生存问题治理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于大陆女孩生存问题及其治理的特点,分别从战略和操作化两个层次为大陆地区女孩生存问题的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健全和完善村级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

健全村级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是改革和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针对近年来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出现的新情况,各级党组织积极探索,总结了"两委"交叉任职、"公推直选"、"四议两公开"等多种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实践模式.这些实践探索,对于解决农村党的建设的矛盾和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弊端和局限.当前的重点是在总结现有经验的基础上,扬长避短,进一步完善村级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不断提高村级治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行政传唤的法律性质

行政传唤的法律性质不能整体类型化为行政强制措施.行政传唤不是广义行政强制措施中的行政强制执行,而且书面传唤、口头传唤与强制传唤在强制程度,法定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可以借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认定行政传唤中只有强制传唤具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属性,以利于相关法律实务问题的解决.     

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

阿育吠陀是印度传统医学的主要部分。它起源于印度圣者的静坐冥想;它的医学理念是保持人体内部的平衡,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它的健康概念是人不仅能远离病痛疾苦,而且还要保持心灵与精神的幸福与充实;它的治疗方法包括:激发人体自身的自然治愈能力,独处和饮食调理,以及利用天然草药;阿育吠陀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至今仍然被印度民间及广大民众所使用,而且在欧美国家越来越成为一种健康时尚。     

对柯桥地区禁毒工作的调查和思考

近几年来,柯桥地区的毒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毒品违法犯罪案件持续上升,涉毒人员迅速蔓延,贩毒活动升级,呈现出集团化、职业化的特点,因毒品而引发的各种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为此,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加强禁毒宣传,提高全民禁毒意识;加大整治力度,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大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力度,从源头上控制住柯桥的毒情;深化综合治理,把各类涉毒活动拒之于门外。     

对国家被害的初步研究

国家具有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双重职能 ,政治统治职能只能以社会管理职能为基础才能实施。被害人学的研究范畴应当是直接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单位 )、国家。国家被害客观存在 ,国家是犯罪侵害的基本主体。当前我国的国家被害现象十分严重 ,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偏弱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统治职能的实现。法学界必须强化保护国家利益的意识 ,重视对国家被害的研究。     

论《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对专利实质条件体系的完善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使专利实质条件体系更加科学与合理.一方面,第一次在<专利法>中定义了现有技术概念,并以现有技术概念定义新颖性和创造性等相关概念.同时,把国外的非出版公开的内容,列入了现有技术的范围,提高了专利授权的标准.另一方面,把专利类型的定义也放进了<专利法>中.但<专利法>还应在创造性、宽限期定义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坚持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

当前,社会公正缺失已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潜在威胁。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动力支持,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实现维护社会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协调好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整合机制。     

论部分劳动教养行为的入刑规制

饱受各界诟病的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部分违法行为的入刑规制要引起相当的重视。在脱离劳动教养制度肆意适用侵害人权的同时,更要防范因部分违法行为入刑规制而又陷入到重刑主义侵害人权的泥淖之中。对此,应该重视人权保障,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用现代的法治观念来引导和加深公众对恢复性司法和开放式处遇的认识,发展和完善符合国际新趋势的社区矫正制度及相关制度,不断改进和完善包括刑事法律体系在内的规制体系等等。通过这些举措,在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形成一个协调有序、衔接自然的违法行为规制体系,在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同时又实现对人权的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