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放社会中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

行政参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开放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下,行政参与的普及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而这种广泛的行政参与并非毫无节制的,无论是参与主体的资格还是行政参与的适用领域均需明确与合理限制。只有正确把握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依法行政。     

法治指数的建构逻辑:世界法治指数分析及其借鉴

中国法治评估过于强调指标,忽视了指数建构的整体逻辑.法治指数是对法治理念的指数化塑造,首先要对法治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界定,形成一套具有完备性、单项性、互斥性和互换性的指标体系.指标的量化需要面向专家和公众收集数据、科学处理缺失值和异常值、配置合理的权重和计算规则,最终结果的信度、效度、协调性和稳健性需要进行审查.中国法治指数的构造严重欠缺概念化;指标体系的完备性和互斥性均不足,不具有单项性,互换性也很弱;评估主体和权重设置均有争议.未来需要明确法治的概念含义,区分不同的评估类型,根据指标体系的属性修改各个指标,重新设置评估主体和权重,对指数结果进行统计审查.     

组织公民行为的道德审视

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积极的角色外行为对组织内部环境有建设性作用的同时也会对组织管理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但是把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失当管理所带来的后果归咎为这种角色外行为的消极影响有失偏颇。管理活动一旦背离组织公民行为内在的道德性,势必会诱发管理困境和成员的消极角色外行为,产生道德摩擦。因之,本文从潜在的道德困境这一角度审视组织公民行为的消极影响,侧重从成员的心理动机和组织反馈进行归因分析,期待通过人力资源管理途径来改善组织公民行为的道德处境。     

企业内争议预防性处理实务

涉及企业之劳资争议处理之机制,其名称会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遇有任何劳资争议,其预防性处理(preventive dispute resolution)总是优于补救性处理(remedial dispute resolution).企业争议预防性处理,即是当事人自治与自愿,而预防争议扩大之处理机制.企业争议预防性处理机制建立,主要需有一些要件为基础,例如争议双方需互为依赖(interdependence),且必需依赖互相合作以达成其等之目标或满足.企业内预防性调解主要之各工具与技巧面向,含有企业内动态性的争议处理机制、利益基础型问题处理方法、调解人参与之劳资会议、基层监管人员训练与目标性关系制度.     

印度尼西亚银行业:现状、障碍性因素和发展趋势

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前是荷兰的殖民地,该国银行业起步较其他东盟国家晚且发展不充分,其国内种族、宗教、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等不安定因素长期困扰经济运行,使银行业发展失去稳定的经济支撑。本文分析印度尼西亚银行业的现状和障碍性因素,并展望其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穗港澳青年参与社会团体的比较研究

青年对社会团体的参与状况侧面反映了青年对社会的参与度,根据穗港澳青年参与宗教/教会团体、运动/娱乐团体、教育/艺术/音乐/文化团体、工会、政党团体、专业协会、公益慈善团体、消费者组织八大社会团体的调研实践,发现穗港澳青年最乐于参与运动/娱乐团体、教育/艺术/音乐/文化团体、公益慈善团体,最不愿意参与的是工会、政党团体、消费者组织,且广州青年的团体参与率最高,其次是澳门,最低的是香港青年.青年参与凸显的问题在于尚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对社会团体冷漠,港澳青年对政治团体颇有隔阂,对宗教团体则过分热衷,原因在于青年参与的大环境不清晰不规范,社会主流价值和个人价值取向差别较大,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针对穗港澳三地不同环境特征从青年主体、参与目标和路径多维度实施战略以实现异曲同工之妙.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企业并购中的职工参与机制研究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职工参与机制的有效实施将有助于防止职工权益受到不当损害,降低企业并购成本,消除劳资之间的冲突。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职工参与的组织形式和企业对职工的告知义务,但存在职工参与的内涵界定模糊、职工代表机构未发挥实际作用以及法律后果缺失等问题。为完善我国企业并购中的职工参与机制,应当明确雇主对职工的告知义务,规范职工参与企业并购的组织形式及其职能,并完善雇主违反职工参与规则的法律后果。     

Japanese Policies towards China: Changeability and Stabil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Japanese post-war policies towards China has been through a gradually shifting process, chronologically going from policies of anti-China sentiment, friendly cooperation and a combination of caution and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se adjusting policies towards China, the natio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American power of discourse have both significantly affected Japanese authorities. At the same time, common economic interest and caution concerning China’s competitiveness have always been a stable consideration.     

长吉图区域发展战略下的地方政府创新研究——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分析

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创新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发展的成效。但创新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一个过程,成功的创新是一个可以延伸的过程。本文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0~2012)获奖项目为分析对象,探索长吉图发展战略下的地方政府创新的路径选择,寻求基于经验分析与行政创新延伸的有机结合。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创新应以效能、协调、合作、稳定和可持续为核心,从行政管理能力、经济规划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和区域发展能力等五个方面寻求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