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法院体制的分权与集权——中国国家司法能力建设的变迁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院经历了先高度分权,后轻度集权的变迁历程.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下放了司法机构设置权、人事编制权、经费保障责任和部分死刑复核权,国家司法能力严重分散.司法分权造成了严重的司法保护主义,法院又开始了集权化改革.部门法院、企业法院逐渐纳入国家司法体系;地方自定政法专项编制的权力被取消,上级法院的人事管理权加大;基层法院经费保障机制和中央政法专款补助制度初步建立;死刑复核权彻底收归最高法院;上级法院的机构监管权进一步加强.     

“德目主义”德育哲学引论

"德目主义"主张将人类的美德形成具体的条目,在教育过程中把这些条目灌输给受教育者,以形成学生良好的品德."德目主义"划分为不同的学派,有的强调以权威的言语作为衡量道德与否的标准;有的主张以自然作为道德判断的评价依据;有的把追求幸福作为衡量道德生活的尺度;还有的则将道德与否归因于理性的推断与思考.就知识与能力的辩证关系而言,"德目主义"具有不可低估的教育价值.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德目主义"思维方式的缺陷桎梏了学生品德的发展,影响了学生人格的建构.     

狱内行凶伤害案件的特点及防范

狱内行凶伤害案件是监管安全的重大隐患。故此，必须建立信息化的狱情监测平台，掌控狱情变化；加大对罪犯特别是暴力型罪犯的监控力度，实施超前防范；主动进攻，强化对重点罪犯的监管与改造，减少行凶伤害危机；开展心理测试，强化不良心理矫治，修正罪犯认知偏差；提高监狱警察危机管理水平，建立长效预防机制，以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监狱秩序的稳定。     

Look at Prospects of East Asia Community from a Security Perspective

<正>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ecurity situation in East Asia has been generally stable, but varioussecurity threats have never ceased to exist.     

商事能力制度初探

既存的商事活动吁求特有的商事能力制度,商事能力制度的宗旨系谋求商事交易的效率与交易安全。受民商合一立法体制的制约,我国立法及学理均否认商事能力制度。商事能力包括商事权利能力、商事营业能力及商事责任能力。商事能力制度中不存有商事行为能力。不同的商主体,具有平等的商事权利能力,拥有不同的商事营业能力。商事责任能力系能够承担多种责任的资格和能力。     

硬道理的新诠释

发展是硬道理,在近年中国经历的重大事件中得到了生动的证明.发展为抗击汶川地震提供了坚实基础,发展为举办北京奥运会提供了物质支持.在最新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试图以快速发展克服危机,并在危机中实现科学发展.     

中亚区域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

中亚地区各国独立后的国家进程已经历了近15年的艰难历程,在取得了巩固主权、社会建设和发展经济等主要方面的卓著成就的同时,依然面临着历史遗留的和时代发展带来的诸多困难与问题。考虑到本地区地缘政治特性和民族国家固有的内外联系,中亚各国纷纷借助于不同形式和不同功能的区域合作完善和发展各自的国家能力,并以此抵御全球化对本地区的冲击。在层出不穷的区域合作模式中,上海合作组织正以其全新的合作理念、灵活的合作方式、广阔的合作前景越来越引人注目。在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和地区形势面前,解决自身合作定位等重要问题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的前提。     

SD律师事务所薪酬体系设计研究

2008年9月18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其第3条表明律师事务所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律师事务所第一次被法律明确纳入劳动法主体范畴，律师事务所中的律师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律师事务所具有了用人单位性质的管理权利，也将承担劳动法规定的基准义务。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方式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其借鉴企业现代管理经验的趋势也必然越来越明显。     

法学通说的文明与法学通说的选择

法学在本质上是人类理性的普遍表达，据此可以逻辑地推定法学的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其中。绝对标准是法学家不懈追求的理想，而相对标准经过学界认同则演绎为法学通说。法学通说是一种文明、力量、传统和理性，它不断地推动时代进步和法律发展，为法律文明添加智力支持和思想支撑。法学通说概念之下主要包括“要有一种普遍的主张”、“包括一个或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支持这一主张的某种类型的论证”三个基本要素，而“内在的一致性、简单性、平稳性、形而上学与科学的相容性、理论间的支持”则是法学通说的论证标准。以此为根基，法学通说不仅能够确立而且必须确立。这又使法学通说真正呈现出法学学术及其成长的原貌，学术薪火因此世代相传。     

受贿罪证据标准思考

受贿犯罪腐蚀了国家肌体，动摇了社会的根基，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是反腐败斗争中重点打击的对象。然而，就目前而言，受贿犯罪仍呈现高发态势，其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比例也居高不下，究其原因，除了受贿案件取证难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把握存在困难，以至在现实中，逐渐形成了惩处受贿犯罪“宁纵勿错”的思想，给了受贿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探讨受贿罪证据标准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受贿罪证据标准，从而加大对受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本文试从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概念、含义，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受贿罪证据标准的现实基点以及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构想四个方面，对受贿罪证据标准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