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我国金融稳定关系初探

金融稳定的公共产品特性和金融危机的负外部性决定了财政应当在维护金融稳定中担当重要角色。我国财政部门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职责界定不清、缺乏制度化安排以及职能缺位等问题。为适应金融危机后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的现实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充分发挥财政部门的作用,包括建立和完善跨部门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强健国家财政、实行跨境资本流动税收调节机制以及建立金融稳定准备金等。     

信息披露:政府采购腐败防治的新审视

阳光采购对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具有四大目标诉求:公开、明确、及时与诚信。然而,当前我国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在认识、制度、执行和技术层面等四重缺失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了政府采购的公平公正,并诱发腐败行为的产生。因此,只有加强认知教育、完善制度建设、优化执行管理、强化技术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信息披露在预防和遏制政府采购腐败中的作用。     

基层政府信任与城乡社区居民的选举参与

我国居(村)委会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由政府强力推动的过程,其中街道办(乡镇政府)所起的作用往往至关重要。本文以南京市城乡若干社区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对居民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的现状进行解析和反思,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深入探讨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对社区居(村)委会选举究竟有多大以及何种程度的影响。最后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与反思,阐明提升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度,从而推动社区居(村)委会选举与居民自治精神发展的可行性途径。     

论行政伦理两难的成因

行政伦理两难有直接成因和深层原因,而直接成因包括两类:客观原因(规范层面的、资源方面的)和主观原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文章重点分析了不相容的规范竞合以及主观能动性原因。行政伦理两难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类所欲求的各种价值和善之间并非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相辅相成、共生共长,相反,它们经常在终极层面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     

转型期公务员廉政建设制度创新的思考

腐败问题始终困扰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政治共同体,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逐步深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出现了腐败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公务员廉政制度体系不健全,是导致腐败现象不能完全有效防治的重大原因。本文论述了转型期公务员廉政建设制度创新面临的新挑战和紧迫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强化转型期公务员廉政建设制度创新的对策选择。     

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比较与影响——基于福建省样本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采用直接测量法建立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缩写PSM)测量量表,并选取福建省的部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企业单位工作人员进行测量。通过对337个有效样本进行研究,揭示PSM水平及其与人口统计变量、组织角色、组织承诺等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PSM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第三部门PSM均值最高,PSM是服务取向而非部门取向,男性PSM略高于女性,PSM与组织承诺成正相关等。文章进一步提出PSM如何演化、PSM如何受情境影响等一些尚待研究的问题。可以将PSM运用于公共部门人才遴选、培养与使用,可以人本而又高效地提升公共部门绩效。     

论行政决策听证代表的遴选——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行政决策听证的本质,是以民主程序事先防范公共利益被侵害,以限制行政决策权的恣意。不脱离利益语境的对特定观点的表述和论证能力,以及在理性论辩中的论证和反思能力,共同体现出对决策听证代表资质的要求。优化听证代表遴选方式的基本途径是:将遴选过程架设到非正式公共领域中,为遴选方式的形式合理性注入实质合理性因素。     

公共战略管理的价值取向与分析模式

公共战略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新兴途径,理应超越效率与公共性的抽象对立,以创造公共价值为终极目标,效率仅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本文基于这一价值取向的选择,以及综合借鉴国外公共战略管理分析模式的合理因素,尝试构建我国公共战略管理的V-PS模式。     

韩国公益广告运营管理体制及其借鉴

我国公益广告事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经成为广告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公益广告事业的现状来看,其运营管理体制依旧存在许多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公益广告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中、韩公益广告的体制介绍、比较和分析,寻找我国公益广告管理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合理化建议。     

公共性:中国城市住房政策的理性回归

住房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具有公共性。但由于政府经济人理性的有限性、公民参与机制的不完善、住房政策偏重于经济效率目标等因素,我国的住房政策缺失公共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为此,政府应采取相关措施,使住房政策理性回归其应有的价值内涵——公共性。